2012年11月28日星期三

文化“大决战”(4)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前文

教育是文化的基础,教育的水平决定着文化的水平。一批批“红色导师”、“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应运而生,纷纷走上各式各样的专业讲台;一期期各类各科的“红色教科书”,被精心编造而成,充斥着所有大、中、小学的校园和学生们的书包;一群群优秀学生被作为“红色接班人”,逐级选拔上去,甚至派到国外镀金。

宗教是文化的源头。神的文化不就是宗教在传播吗?中国的正教,历来公认的就是“儒释道”三大家,“新中国”建立初期把“儒教”取缔之后,就只剩“佛道”两家了。经过几十年的“限制、利用、改造”,一批“红色和尚”、“红色尼姑”和“红色道士”、“红色道姑”终于破茧而出,还有几个已经成为闻名中外的“红色大法师”。在他们的带领下,大部分寺院、道观“与时俱进”、“大胆改革”,如今也是“旧貌换新颜”,面目皆非,已不再是僧道修炼修行的场所,而变成旅游胜地、赚钱单位了,变成“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

试问“第二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特色社会主义”能那么快就搞起来吗?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在一夜之间就把百万、千万、亿万国营企业据为自己的赚钱工具乃至变为私有?!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敢把“廉价资源+廉价劳动力”变为国营、私营、个体公司榨取“超大剩余价值”的场所?!

如果没有那种“洗礼”、“造就”,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全面弄虚作假,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土地面积、假人口数字、假经济指标、假刑事案件,等等,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谎言充斥的世界?!

别看你们已取得了暂短的辉煌,可还是没有脱离“文化大革命”设计的“轨道”啊!

试问“第三代好战者”,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没有“造就”出那么多“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而“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战士”,你的那个“战胜法轮大法”的罪恶运动还能搞的起来吗?你还能站在“法轮圣王(即降生在人间的弥勒佛主、万王之王、创世主上帝)”和众多“佛道神”面前耀武扬威、口吐狂言吗?你还能明目张胆的把亿万民众引向地狱之门吗?

别看你们已得到了一时的胜利,可还是在享受“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啊!
别忘了,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法国的一位先知、大预言家�查丹玛斯在500年前就写道:“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致使安哥鲁摩阿大王为之复活”,“月亮统治20年已成过去,另一种物体将把新的王国组建和巩固”。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一次轰动全球的重大事件。这次重大事件,是中国的“无神论者”向神权和神传文化发起的一场“文化大决战”。这场“大决战”,不仅在旧人类终结之前短暂的巩固了“国际共运”的最大根据地和前沿堡垒——中国这块阵地,而且确立了中国“无神论者”在“国际共运”的实际领袖地位和领导地位。最为重要的,是这场“大决战”明确了新的历史阶段“国际共运”的“新纲领”、“新路线”:在国内,要全面、彻底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并逐步建立“红色革命文化”的统治地位;在国外,要以“红色革命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为主要手段,首先面向弱小、贫穷国家,然后再向大国、强国挺进;为达上述目标,必须不断的、全方位的培养和造就大批“红色文化事业”接班人。

怪不得“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曾多次讲,他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了,一个是搞了个“文化大革命”。

开始,人们对“两件事”浑然不解。“搞了个‘文化大革命’”,与“赶走蒋介石”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见了另外的一次讲话,人们才有所领悟。这次讲话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解释:我们还得感谢日本人,是他们帮助我们强大起来,最后把他们赶跑了。原来要“感谢”日本侵略者“帮助”啊!回顾历史,那实实在在是中国“无神论者”生死存亡的转折点啊!把“生死存亡”的残酷历史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不就是在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吗?

经过几年、几十年的观察分析,我们才真正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所讲的“两件事”的真实含义。这“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还要大得多、重要得多,其“伟大、光荣、正确”的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啊!就连其“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徒子徒孙也是稀里糊涂,一方面在沿着“文化大革命”所确定的“新纲领”、“新路线”前进,一方面又大骂自家的老人家晚年昏庸。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剧啊!处于悲剧中心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人呢。看看如今的中国大陆,还有多少人在继续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站在“上帝和佛道神”的对面,与神佛为敌、与上天为敌啊!

呜呼,呜呼!哀哉,哀哉!呜呼哀哉!

(全文结束)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21/文化“大决战”(4)-265216.html

文化“大决战”(3)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接前文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灵魂,文化战线既是联合战线的成员,又是一条独立的战线。过去中共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切不可以为,文化永远是“枪杆子”的附属品,永远处于从属地位、辅助地位。有时候,文化的作用要比“枪杆子”大得多,一本书可能胜过几个师、几个军的部队。“文化大革命”将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从此以后“无神论”的主要革命手段,将是“红色文化”的输出、渗透、侵入,而不再是游击战、农村包围城市,更不是城市工人的武装暴动。作为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和转变,这不仅仅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问题,而应成为“国际共运”总路线、总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且看当今的中国,是怎样与世界联系和沟通的。在继续保持与弱小、贫穷国家的“友好关系”的同时,还不断扩大与大国、富裕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在挥舞“经济大旗”的同时,“文化大旗”也随之跟进。如此宏大、美妙的国际形势,靠“枪杆子”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出来的。(再赘述一句,大陆有人就明确提出了一个响亮口号:“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一体化”。)

“文化大旗”是怎样跟进的呢?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或者叫心知肚明。诸如书展、画展、书法展、摄影展等等,连续不断;“孔子学院”、“少林弟子武术学校”等等,方兴未艾;京剧表演、歌剧汇演、各式各样的音乐会,层出不穷;连那么几个红极一时的歌唱家,都分别登上了国际最高级别的维也纳歌剧院的舞台,连洋人也纷纷学唱京剧、学唱“红色革命歌曲”。还有什么“巡回交流团”、“专项竞赛团”、“文化旅游团”等等,名堂甚多。一个卡扎菲倒了下去,一个查韦斯却大胆站了出来,千百个“小卡”、“小查”可能正在被灌输塑造的过程之中。就连“无神论”几个兄弟国家的党,也经常派人来取经,寻求帮助。这不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想要达到的国际目标吗?

第三,“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从而保证“红色的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大演习’。

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对于开天辟地以来绝无仅有的“无神论者”来讲,更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战略问题,一个极其重大的战术问题。处于“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如果没有可靠的接班人,整个“红色革命事业”就会烟消云散、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在“培养和造就红色革命事业接班人”。

“新中国”建立之后,始作俑者就多次讲过相同的一段话,常常讲的风趣幽默,引得哄堂大笑,内容如下:

我们不但要有自己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经济学家,还要有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更要有自己的“红色教授”、“红色讲师”,可能还会有“红色和尚”、“红色道人”……。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为“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设计的总蓝图。听起来、看起来讲的很轻松、很平常,实质上却是非常的沉重、非常的严肃。这可是他“年年、月月、天天”费尽心思而操劳的“大事”啊!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他的年事已高,内部高层争权夺位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外部“苏修”却愈走愈远、“美帝”又虎视眈眈。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培养和造就一批红色接班人”、保证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打下的“红色江山不变色”,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不顾所有阻拦”、“不怕任何唾骂”,凭老命一搏,“哪怕再上井冈山,领一帮人打游击”,也在所不辞。

培养和选拔“政治”接班人、尤其是一把手,当然是“重中之重”、“核心之核”。但是,只有这个重点还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可靠的“红色接班人”作保证,“红色王国”的大厦仍缺乏牢固的基石和根本。在接班人问题上,既讲“重点”,又讲“全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始作俑者的“辩证法”,是他的“超人之处”。这,也就是他“放手发动亿万民众参与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原因。

还真不出所料。看看当今的中国,各界各层、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大批的“红色专家”成群结队的走了出来,摇旗呐喊,拼名奉献,其中有不少就是当年“文化大革命”直接培养出来的人才呢!

“红色政治家”不屑说,“红色军事家”、“红色经济学家”、“红色企业家”、“红色科学家”比比皆是,应有尽有;“红色戏剧家”、“红色音乐家”、“红色歌唱家”、“红色舞蹈家”、“红色影视明星”、“红色笑星”、“红色主持”层出不穷,争奇斗胜。就是文革始作俑者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吧!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9/文化“大决战”(3)-265215.html

文化“大决战”(2)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接前文)

“无神论”的传播过程,就是“国际共运”的发展过程。100 年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在不断发生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内部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分裂。以苏共为首的一方同以中共为首的一方,曾一度打得昏天黑地、焦头烂额,斗争的中心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争夺霸主地位、领袖地位,争夺“国际共运”的实际领导权、控制权。正在这个当口、关键时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显然,这个“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适应“国际共运”内部争权夺利斗争需要而精心设计的政治产物。

现在,就让我们从三个具体的方面来看看“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全面、彻底摧毁中国的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最后“大决战”。

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呢?意思就是两种文化的“大决战”。众所周知,中国大陆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最坚决、最彻底的国家,所谓“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所有政治运动,归根结底都是批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运动。光是大规模的拆庙毁像、直接打击神权和神传文化的活动就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土改时期”,旗号是“打倒封建主义”,除孔庙、武侯祠等屈指可数的几所宗庙外,把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宗祠堂庙一律拆毁或改作它用,并将京城、省市、州县等所有大中小城内的文庙(孔庙)、武庙(关庙)、城隍庙也一律拆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0万所左右。与此同时,将全国的“儒学会”全部取缔,将孔孟之道的典籍全部收缴焚毁,还将孔子作为“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不断进行侮辱性的批判,致使儒教在大陆彻底消失。

第二次,“大跃进时期”,旗号是“破除迷信”,将全国高山平原上和江河湖海边的所有山神庙、土地庙、龙王庙、水神庙、火神庙、送子娘娘庙及“地方主神庙”(通常以一个大村或几个小村联合所建之神庙),一律拆毁,不留痕迹。据调查估算,此次毁掉的庙宇总数在20万所以上。

第三次,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旗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针对的直接对像就是各级政府明令保护的“文化古迹单位”了。经过几番群众性的“打砸抢烧”,全国被完整保留下来的庙宇已寥寥无几了。就连住着僧人道士的寺院、道观也在所难免,其中的部分庙宇也惨遭破坏,有的也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这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是“文化大革命”开门叫阵、势压群雄的第一面大旗,又是“文化大革命”总揽全局、号令三军的帅字大旗。“横扫一切”者,“全面、彻底”之谓也。“泪飞顿作倾盆雨”,“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可择任何手段,既全面又彻底的扫除,不留漏洞、不留死角;还要“砸烂批臭封资修,灵魂深处闹革命”,从物质到精神,从有形到无形,一律清除,既灭实物,又挖根子。同此前所有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此次就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决战”。

那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很显然,也很简单。通过“大革命”、“大决战”,在文化领域的所有舞台、各个角落“全面、彻底”清除神权和神传文化的形象及影响,为建立红色文化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为培养红色接班人开辟一个全新的阵地,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通过“大革命”、“大决战”,证明中共是“无神论”忠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是“国际共运”的“坚强堡垒和可靠根据地”、真正的“旗手和领袖”,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国际目标。

第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无神论者妄图把中国建成以“红色文化”为一统天下的“红色样板国家”的“大宣言”。

有句名言,“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但终归“破”是“破”,“立”是“立”,“破”还是代替不了“立”。那么,摧毁了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该建立什么“文化”呢?当然是要建立“崭新的”“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无神论红色文化”的一统天下。

这里牵涉到一个“旗手”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的无神论者曾将鲁迅、郭沫若命名为“新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代、第二代旗手”,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又将江青称为“文化大革命新旗手”。前者之“新”,代表的是“新民主主义”之“新”;后者之“新”,则代表的是“社会主义”之“新”,“红色文化”之“新”。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新”的概念,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就是这个“红色文化大革命新旗手”江青,在“文化大革命 ”中组织了一帮“红色文化专家”,煞费苦心、夜以继日编造了“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这几个“样板戏”,曾一度占领了中国大陆的所有戏剧舞台、歌唱舞台、舞蹈舞台、音乐舞台、电影舞台等等文化阵地,成为民众“年年、月月、天天”必看必听的唯一文化娱乐项目。

切切不可小瞧了这“八个红色革命样板戏”。绝不可简单的认为,那是舞台上赶走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之后,民众文化生活匮乏而拿出来填补空白用的小作品。和“横扫一切”一样,“八个样板戏”同样是“划时代的”、“史无前例的”,也“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样板戏”是一个重大标志,它标志着中国在摧毁神权和神传文化之后,将变成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一统天下的“人间独立王国”。“样板戏”是一个重大宣言,它向全人类宣告,一个以“红色革命文化”为“样板”的“红色根据地中国”,将从此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样板”就是“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八个,就会有八十个、八百个、八千个、八万个……,还愁那千百个舞台占领不了?且看当今的中国社会,红色电影、红色电视、红色戏剧、红色音乐、红色舞蹈、红色书画、红色广告……,哪里不是被“红色”充斥着、占领着?这不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所要达到的国内目标吗?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4/文化“大决战”(2)-265214.html

文化“大决战”(1)

—— 再谈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实质

【字号】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曾经发生过的震惊全球的“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评价、定论,众说纷纭。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晚年犯昏,让无知的红卫兵“打砸抢烧”文明古迹,对战友和下属则惨无人道的打成“叛特反资”,使经济建设遭“十年浩劫”而处于崩溃的边缘。其实,这些都是表象,并未触到实质。

要想真正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了解一个大前提、一个人类社会的大局,这就是“末法时期”。什么是“末法”?其实不只是佛教“末法”、正教“末法”,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失去了正法、真法,没有了道德的约束,都无法可依了。“末法时期”,主要有以下三大标志:

一是近一千多年来,正教内部宗派林立,内讧争强,逐渐走向衰落。这就给邪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机遇,老邪教死灰复燃、东山再起,新邪教纷纷出洞、争民众抢地盘,大有“彼可取而代之”之势。

二是近五百年以来,实证科学(即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唯物论科学”)诞生并迅速发展壮大,陆续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辉煌。但是,实证科学不能以实物证明神佛的存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便成为不断“淡化”神佛地位和影响力的过程,从而将民众“误导”到不相信因果报应的危险道路上,逐渐失去了崇高的精神支柱、坚实的道德基础和严格的行为规范。

三是近一百多年来,无神论(即社会学范畴的“彻底唯物论”)以“划时代”的姿势出笼亮相,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否定上帝和一切佛道神,把“末法”推向最后时期,使人类陷入最邪恶、最黑暗、最悲惨的深渊。

其实,只要把“文化大革命”纳入此次人类“末法最后时期”的大局中一看,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便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二、实质

要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实质,还得从“无神论”说起。那么,究竟什么是“无神论”呢?

“无神论”,就是其始作俑者撒下弥天大谎,把自己最大恩师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篡改”了一半、“剽窃”了一半,而编造出来的一套最邪恶的哲学理论。“篡改”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绝对精神(即上帝)”“创造了宇宙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和基础”,“篡改”为“人的精神意识决定了物质存在”这样一个荒谬可笑的哲学命题,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展开诽谤性诬蔑性的大批判,就编造出自己所谓的“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彻底唯物论”世界观;“剽窃”的一半,就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全部照搬、抄袭过去,应用到自己编造的“世界观”内涵上,就自称创造出了“最革命、最科学、最先进”的“方法论”。这,就是“无神论”的哲学理论基础,就是“无神论”的“三大革命理论组成部份”和所有异端邪说的基础、源头。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在“篡改”加“剽窃”的基础上,煞费苦心的编造了如下两套针锋相对的公式,然后贯穿到自己所谓的“三大革命理论”的全部内容之中,并传播到全世界,去毒害穷人,毒害全人类——

第一套公式,叫做“反动的、腐朽的、形而上学的”公式,即:
“唯心论”=创始论=有神论=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的理论=富人的理论

第二套公式,叫做“革命的、进步的、科学的”公式,即:
“彻底唯物论”=自然论=无神论=被统治阶级即被剥削阶级的理论=穷人的理论

就是这个“无神论”的始作俑者,教唆自己的徒子徒孙按照上述两套公式闹事,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分别组织一部份穷人,拿起枪杆子去夺取富人的政权,建立自己的“红色革命政权”,再拿枪杆子镇压新老阶级敌人反抗和复辟,巩固好自己的政权。如此这般,逐步夺取一个又一个富人的“反动政权”,建立一个又一个穷人的“革命政权”,直到“砸烂旧世界,解放全人类”。

近一百年来,全世界先后有二、三十个国家,以“无神论”作为建国立业之本,曾诱骗胁迫数十亿人搞什么“国际共运”,使数以亿计的人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其中大部份人是跟着“否定”上帝和佛道神的旗号而走向死亡的,他们犯的可是滔天大罪啊!这,就是此次人类最大的悲剧!目前,仍有那么几个国家在顽固的推行这种邪恶的理论,等待他们的势必将是更大更惨痛的悲剧。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11/11/文化“大决战”(1)-265213.html

2003萨斯闯进中南海撂倒两常委 江泽民四处流窜逃命

【大纪元2012年11月28日讯】2003年,一起恐怖的非典疫情(萨斯,SARS)席卷全球。

萨斯蔓延近30个国家,8,000多人感染,8百多患者死亡,造成三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的患者人数最多,香港和大陆的萨斯病例占全球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但外界质疑中共严重隐瞒了真实数字,而实际数字要比这高得多。

掩盖疫情为连任   

萨斯最初于2002年11月在中国南方爆发。

那时正值中共召开十六大,江泽民关注自己保留中央军委主席一事,中国媒体被要求为这次大会创造良好的政治气氛,并经常重复江的口号“稳定压倒一切”。中共的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上明确地提到过,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也就是非典,是被要求不予公开报导的事情之一。

全世界中文语系地区均称“SARS”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唯有中共定名为“非典”(非典型性肺炎),据说是为了减低民众的恐慌情绪。其实减低恐慌情绪要有具体措施,改个名字除了麻痹民众什么作用也不起。民众不了解真实讯息反而更易于听信谣言造成恐慌。这种自欺欺人的命名法说到底还是贯彻江泽民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方针的产物。

第一病例在广东被发现后,以江系人马李长春(政治局常委,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为首的宣传部门百般遮掩隐瞒,疫情逐渐蔓延至其它省。当李长春离开广东后,广东官员内部开始有不同意见。当有地方报纸报导萨斯疫情时,江泽民又急调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为广东省委书记,直接控制广东省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多次下令禁止媒体报导疫情。到二月底三月初时,广东省委宣传部索性对各大报进行人事改组。一场大换血下来,广东媒体落入中宣部江系人马手中,在疫情报导上突然偃旗息鼓。

掩盖疫情是典型的掩耳盗铃,虽然消息可以封锁,病毒却无法封锁,广东的萨斯迅速蔓延开来。自2003年2月全球爆发萨斯疫情后,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而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一片沉默。

2003年3月初,全国人大、政协在北京开会时,有个爆炸性新闻,广东一位医生病情太重去香港治疗,很快死在那里。香港传媒才注意到萨斯已在身边,但为时已晚。从那时起,萨斯开始在香港蔓延。这下全世界都开始恐慌。因为香港是国际社会的经济和交通枢纽,也是人员和货物的集散地,每天不知有多少班飞机起飞和降落,不知有多少人出去又进来,要想追踪查访根本是不可能的,发病的还好跟踪,潜伏期的病人就不知有多少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要求中共立即通报国内的萨斯发病情况和扩散范围。

3月26日,江泽民私人医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压力下在北京首度公开疫情。但他只说广东一省有792人感染,31人死亡,对其他各省的疫情一概不提。胡锦涛要求地方政府与官员每天上报疫情,并不得缓报、漏报及瞒报。江的亲信张文康公然对抗胡锦涛说,中国没有法律规定必须每天上报疫情。许多观察家认为,这种有意地忽视造成疫情失去控制,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蔓延至20多个省市,包括首都北京及中南海。随着进、出国的人流,疫情很快扩散全球多国地区。

实际上,当时北美的独立华语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从2003年2月即开始发布警讯,报导和追踪SARS疫情,可惜由于大陆的新闻封锁,民众无法获知这一关系他们身家性命的重要信息。

相反,4月2日,官方媒体发表题为“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报导。第二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但这时全国已经一片恐慌,各大城市刮起抢购中药板蓝根冲剂、绿豆、白醋、盐等风潮。许多中药价格一飞冲天,同时许多人开始戴口罩上街。有人填了首《卜算子》调侃说:“风雨送春归,非典迎春到,已是春光烂漫时,却戴厚口罩;戴也不放心,疯狂喝中药,待到中药脱销时,奸商丛中笑。”

危机到来时更凸现民众对政府宣传的信任程度。尽管江系人马指天发誓的说已经控制了非典,大批在北京的民工、学生还是选择了逃回家乡,亦有外国公司的驻华工作人员撤离北京。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北京当地记者估计,自非典爆发,连日来已经有将近一百万人离开北京。报导说,近日北京的机场、火车站都是人头涌涌,挤满准备逃离北京的人潮。北京的大学校园愈来愈空,例如民族大学已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离开。 这种逃离实际上更进一步地把北京的非典带到了全国各地。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相。

蒋彦永说,到4月3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的309医院,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4月3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12个有关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这位现年71岁、被301医院返聘回来的外科医生在声明中说,他和许多一起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两周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即被免职,舆论一片哗然。

萨斯闯进中南海 撂倒两常委

尽管江系人马一直对萨斯遮遮掩掩,但瘟疫无情。4月中旬萨斯闯进了中南海,撂倒了两个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吴官正最后一次露面是4月1日,罗干在4月12日以后几个月内都没再露面。该绝密消息被知情人透露出来后,江泽民非常紧张,官方媒体隔三差五说他们去了什么什么地方考察,实际上俩人都在萨斯病毒中苦苦挣扎。

在国际社会上,因为中共官方实行新闻封锁,隐瞒疫情,延误了防御病毒扩散的时机,造成疫情蔓延全球。90多个国家对中国停止签证。

中共对萨斯病最初的沉默和对相关资讯的封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使全世界赔上沉重的经济及生命代价,令各国震惊。

杀人灭口称“稳定”  

在国际组织和舆论不断对中国政府处理“非典”疫情的方式提出批评之后,国家主席胡锦涛警告卫生部门官员不要隐瞒“非典型肺炎病例”。随后,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开始在中国的电视上频频出现,走上防治萨斯的前线。

江泽民则在罗干、吴官正倒下后立即带领全家老小躲到上海。这时江氏人马都退到第二线,让胡锦涛、温家宝在北京第一火线上与萨斯交战,实际上就是藉此机会要胡温的命。江一到上海就命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叫苦不迭。萨斯摸不着看不见,杀人于无形,人怎么可能用生命与萨斯搏斗?

江泽民坚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所以无论上海有多少人因萨斯住进医院,官方公布的人数一直保持四个。有人说,“简直是开玩笑,我住的楼里就有五个人得非典。”后来,人数拔高到七人的原因是新患者中多了三个外国人,不报不行。直到最后疫情解除,上海公布的患者人数稳定保持在七人。这充份体现“三个代表”在稳定上海方面起到了作用。

在胡锦涛南下广东视察疫情半个月后,逃往上海躲避疫情的江泽民4月26日第一次在上海露面声称“中国控制非典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抗萨前沿由于江系人马隐瞒撒谎及在疫情面前退缩,江泽民遭到人们的蔑视和憎恨。北大的学生在互联网上毫不留情地指责他:“跑到上海去避难了!怕死!”
  
但江泽民走哪儿哪儿萨斯疫情就加重。上海虽然层层下令要“用生命保卫上海”,但效果并不好。江看上海情况不妙,又跑到了辽宁、山东。5月底等萨斯情况稍好,江才偷偷溜回北京,但仍不敢回中南海,而是住在了玉泉山。有人笑说,面对萨斯,怕死的江泽民只有四处流窜,因为哪儿他都不会觉得安全。

从整个萨斯爆发的过程看,江泽民及其亲信自始至终采取的欺骗政策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他们口口声声为维持“稳定”,实际上是维持自己权力的稳定,至于老百姓死多少人,他们是根本就不在乎的。

即使在萨斯疫情被公开之后,江仍然继续隐瞒萨斯疫情的真相。据美国《时代》周刊披露,4月22日,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309医院把40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转移到一家旅馆;另外,在中日友好医院也发生了藏匿病人的情况——31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进几辆救护车转移。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她们也和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关在救护车里。

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萨斯,当地官员就地免职。于是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都不敢将萨斯瘟疫上报,各自谋划策略,千方百计地“歼灭”和隐瞒萨斯,最普遍的手法是医院更改萨斯病人死亡通知单的死因。据知情者透露,为防止萨斯蔓延,院方还用药物给患者注射“安乐死”。一时间,各地区萨斯疫情成为当地政府的绝密情报。

广东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说:“萨斯病人没有具体的数据,北京给各地下达了指标,每个地方都有配额,大家根据中央的配额来上报数据,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公布的数据很整齐。”深圳公安一位专门处理萨斯死人的警察说:“因萨斯死者有巨大传染病毒,各地公安专责萨斯尸体的焚毁。”这位公安说:“北京允许深圳公布的死亡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其实,深圳因萨斯死亡者远不止公布的人数。”

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等地,军队用“封村”的办法,封锁了很多萨斯瘟疫暴发的村落。其办法是:首先切断电话线、禁止所有人员离开、封锁消息。有一个村落被封村后,有人偷偷跑出来,结果被军队开枪打死。

大多被封村的地区,基本上是等待里面的人全部死光,然后大面积地消毒处理。中国深圳公安局一位警察说:“医院已不负责处理萨斯病人的尸体,这部份工作,由军队和公安系统接管,死者由部队统一销毁。”

据悉,截至六月底,仅东北地区就有一万人死亡。中共严密封锁消息,杜绝大陆媒体透露丝毫马迹。中国宣传部门有文件,要求关于萨斯等消息,须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其他地区不能擅自刊登有关萨斯瘟疫的任何消息。在此之前,中宣部在全国整肃报刊,取缔报纸,防止“不听话的媒体”将消息泄漏出去。

自从2002年11月16日在广东发现首例萨斯后,在对待萨斯报导上中共高层就有两派意见,一派意见认为应该向民众公布,否则蔓延起来后果不堪设想。而江泽民扬言道:“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江系人马直接掌管的中央电视台如何报导萨斯都由江泽民决定。被外界称为敢说真话的抗萨英雄蒋彦永很快被禁声,并受到军纪处分。

更荒唐的是面对萨斯疫情,江泽民和中共没有查找自己的原因,却把责任推给了无助的百姓,威胁要将“故意”传播萨斯病的人处以极刑。在政府的失职中,在惶恐的逃命中,又怎么能有“故意”传非典一说?在这个时候,江泽民也不放过一切可以用来诽谤法轮功的机会。6月9日,新华社竟然报导说法轮功学员要染上“非典”到全国传播,这话新华社自己也不会相信。外界估计,此举其实是在为江下令封锁疫情区并进行灭口提供保障,同时藉此来严打法轮功讲真相的活动,而不是为解决萨斯的问题。

在萨斯事件中,江泽民再次表现了他胆小如鼠的性格和视百姓性命为草芥的冷漠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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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江泽民其人》;责任编辑:肖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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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台时间: 2012-11-28 06:14:05 AM 【万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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