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30日星期六

“北京奥运”与“柏林奥运”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热衷涂脂抹粉,惯于欺世盗名,是共产党和纳粹共同的爱好和特长。对比“北京奥运”和“柏林奥运”, 一个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一个是第三帝国的“化装舞会”,翻遍整部奥运史,再也找不出比它们更相像的两兄弟了。
——题记

(接上文:《“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

2008年8月8日晚,全世界的目光都对准了“鸟巢”造型的北京国家体育场。胡锦涛在此宣布:第29届奥运会开幕。

随着电视机的镜头,人们看见可容纳9万余人的“鸟巢”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群情激动,流光溢彩,烟花漫天,欢声鼎沸,歌舞升平,俨然一派盛世景象!

随着李宁的出场,开幕式上出现了最煽情的一幕。作为最受瞩目的最后一棒火炬手,只见这位赫赫有名的“体操王子”被吊到了高空,一幅祥云图案的背景画轴徐徐展开。接着,他又高举火炬凌空绕场一周,在他身后的画轴中展现的是全球传递火炬的景象。这神奇的一幕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最后,李宁点燃了主火炬塔,第29届奥运会的圣火开始在“鸟巢”上空熊熊燃烧。

一向热衷于在世界舞台上出风头的中共当局,在本届奥运会上可谓如愿以偿,着实风光了一回,过足了面子的瘾!

试想,为期十七天的“北京奥运”不但牢牢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共赴北京同台观看了开、闭幕式,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刷新了38项世界纪录、85项奥运会纪录,而且中国队还凭借金牌总数第一的佳绩,一举登上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奥运老大的宝座。一时间,“世界第一”、“汉唐盛世”的谀词不绝于耳,中共能不乐坏了吗?!

“北京奥运”的真实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实现“和平友谊进步”这一奥运宗旨,而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展示中共及其政府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本事,展示它津津乐道的所谓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而这一切,最终又都是为了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说到底,“北京奥运”不过是中共表演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秀,是中共实施的一项最大的面子工程罢了。

为了办成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风光的奥运,让全世界的政要都来捧场,中共不但“把奥运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而且置百姓的生活于不顾,不惜劳民伤财,大把大把地砸钱,投巨资用于改善北京的空气和交通,修建宏大漂亮的比赛场馆,打造奢华的开幕和闭幕仪式。据报道,北京奥运的总预算为雅典奥运的3.1倍,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支出之和的43.6%。别的不说,仅一部奥运宣传片当局就花了3500万。伴随着五花八门的宣传,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中国一直撒到海外,让大洋彼岸富甲天下的老美、殷实富裕的欧洲都看傻了眼。与此同时,中共为了把已经沙化的北京变成绿色,光绿化一项的支出就达一千二百亿人民币。而奥运前中国的人均GDP不过才一千七百美元,不要说和发达国家三、四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差之甚远,就是比上届奥运举办国,欧盟最穷的国家希腊的一万六千六百多美元,也差不多要少近一万五。况且这一千七百美元的收入还只是一个平均值,在贫富悬殊十分巨大的中国,大多数国人还只有几百美元的年收入。2006年中国小康发展报告显示:还有十分之一,一点三五亿的中国人处在一美元以下的贫困线中。这样的经济水平,却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举办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超级奥运,可见中共好面子好到了何等程度。

奥运期间,中共最怕的是外国媒体和来宾与国内异见人士接触,因为那样一来,其独裁专制的黑幕势必就会遭到曝光,它所竭力展示的开明形象就要彻底泡汤了。为此,中共在奥运前夕加大了对各类异见人士的打压力度。首当其冲的当数法轮功修炼群体。仅从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中旬,仅在北京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达19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奥运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和马术等比赛项目举办地的顺义县,在距奥运倒计时一年前后,就发生了20多起暴力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重点集中在建有奥运场馆附近的马坡、木林、北小营镇,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天竺、后沙峪乡和城区内。令人震惊的是,这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抓捕并不止于北京一地,而是全国性的。截至2008年3月11日,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底开始发生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案例已达1878宗,遍布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无一例外的是,这轮大抓捕都是以保证奥运顺利进行的名义堂而皇之进行的。

在奥运前遭到抓捕迫害的并不止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中共眼中的各种“危险分子”。2007年12月27日,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在北京家中被公安部门逮捕,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2008年4月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决,胡佳在网络发表的五篇文章以及他在两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言论有罪,判处他三年半徒刑。2008年1月17日,中共当局判处黑龙江富锦失地农民维权代表于长武两年劳动教养。劳教决定书称他组织上访,要人权不要奥运、要土地不要奥运,还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特别是与有法轮功背景的媒体有联系,因而认为他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了劳教条件。

北京不仅是奥运会的主场地所在,更是中国的首都。为了让北京给奥运来宾留下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好印象,中共不仅将几百万农民工赶离北京,使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还下令北京周围五个省市上万家工厂停工,使无数工人因此陷入困境。

同样悲惨的还有几十万含冤赴京上诉的访民,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押解,被遣送回原籍。就拿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上访村”来说,由于聚集了大批来自各地因征地、拆迁及土地等纠纷而到北京的访民,这里一向被中共当局视为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由于“上访村”因陋就简,访民衣衫褴褛,与“新北京,新奥运”形成强烈反差,自然成为北京市强力整顿的重点目标之一。2007年8月,北京当局对“上访村”展开大清查,除勒令所有上访者搬迁,并规定收留上访者的旅店将被罚款2万元人民币。9月下旬,“上访村”在逾百名北京警察、城管部门人员的强制下被拆除,大批公安并持续在“上访村”附近驱赶尚未离开或新来的访民。

保守、封闭、极权是中共留给西方世界的一贯印象,为了打破这一“成见”,展现所谓改革开放后崭新的开明的中国形象,中共还挖空心思地大搞奥运攻关。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表面上放松了对外国媒体的限制,试图营造出言论自由的假相。接着,奥运允许“公园里游行”也应运而生。西方有民主自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当然也要有。一来“划定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等几个公园作为外国和中国公民和平集会与游行示威的场所,”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不缺民主自由;二来,“同时,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跟其它国家一样,需依法提出申请”,可以借此让那些“异端”的集会游行示威名正言顺地胎死腹中。与此同时,层层挑选、审察、培训的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包围了所有的国际友人和外国媒体,到处游走的都是化装成民众的密探和安全人员,四处可见的都是组织良好的欢呼的人群,在奥运来宾和外国媒体面前,除了微笑和赞美,一切“异议”和“杂音”都消失了。一时间,中国显得空前的“开放”与“和谐”!

然而,正如一首题为《这不是人民的奥运!》的诗所写到的那样:

“这是一个暴虐的春天。
当良心犯们痛苦的呻吟,一如既往的
从牢门背后传来,
拉萨街头的枪声,
竟重演了20年前恐怖的一幕。
在保障奥运的名义下,
又有多少向世人讲述被迫害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多少坚守信仰的家庭教会信徒,
多少坚持独立思考和言说的知识份子,
多少勇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维权律师,
多少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上访民众,
被戴上了冰凉的手铐。
而人民的嘴巴,
依旧被贴着发黄的封条。
所谓改善人权的承诺,
不过是一纸谎言。
这不是人民的奥运,
这不过是独裁者的新一轮暴行!

这是一个疯狂的春天。
为了吸引全世界的眼球,
大陆百姓的生活被置之不理,
独裁者正无度的挥霍着纳税人的血汗,
将大把大把的银子,
从中国撒到海外,从天空撒向大地。
而当奥运到来之际,
等待底层人民的又将是什么呢?
11类43种人被禁止参与同奥运有关的活动,
上百万建设奥运场馆的民工将被“劝返”回乡,
流浪乞讨人员将被强制“救助”,
废品收购、小美容美发等低档行业将被强制挤出北京,
进京人员须出具县级以上证明----
如此“净化”城市,连希特勒也自叹不如。
这不是人民的奥运,
这不过是蒙骗世界的一场政治秀!”

颇耐人寻味的是,与“北京奥运”相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简直就是异曲同工。

1936年8月1日,在希特勒的主持下,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开幕。

这届奥运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仪式——奥运圣火接力传递——由3000多人接力21天,在开幕当天传递到守在现场的希特勒面前。圣火点燃之后,巨大的信鸽群从体育场内飞起,标志着“和平的竞赛”。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敬。

1932年,国际奥委会将第十一届奥运会会址选在柏林。希特勒上台前,曾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指责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信徒的一项发明……是产生于犹太教的一种游戏,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德国是不可能举办的”,并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一起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希特勒上台后,由于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起初对举办奥运会也并不热心,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奥运会的巨大政治潜能,转而决定把柏林奥运会打造成美化与宣传纳粹德国的大舞台,用奥运作宣传工具来强化“雅利安人种优势论”。为此,希特勒让政府拨款两千万马克(合当时八百万美元)资助“柏林奥运”,要求在柏林修建能容纳十万人的体育场,把“柏林奥运”开成一次规模超过以往所有奥运会的政治盛宴。

奥林匹克体育场是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规划设计好的,但他亲自视察场地之后,觉得还不够大,吩咐设计师韦尔纳・马克扩大规模,并要求紧挨着体育场西侧再建一块更大的场地。这就是可容纳25万观众的五月广场,主要用作大型集会与阅兵场地,也可进行体育活动。

占地131公顷的“帝国体育广场”上,除了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五月广场,还有露天游泳场、曲棍球场、德意志体育大楼、奥林匹克广场和按古希腊风格设计的露天剧场等等。体育场和露天空间可以同时容纳40万人。从1934年4月,先后有500家公司2600名工人参与工程,27个月后完工,速度惊人。原本2700万的预计成本到1936年完工时达到4000万帝国马克。

奥运村位于帝国体育广场9英里之外。纳粹政府原本打算把国防军现成的兵营改装一下直接用,但当他们了解到,运动员们还是希望住在象奥运村这样的环境里是,“体育将军”赖兴瑙挑起了这个担子,他选了一块鸟语花香的地方,组织国防军最好的队伍建设。希特勒有令:造价不是问题。

140幢住宅,每幢以德国一个城市命名,相应地,内部装饰就照这个城市的风格来。奥运村里有电影院、购物区、邮局、训练场、桑拿房,运动医院里设备和人员都配备到最好。消灭了蚊蝇孳生地,又专门运来松鼠天鹅诸般动物,美化氛围。国际奥委会一位英国官员显然很满意,开玩笑说:再来几只鹳,简直就成明信片了。第二天,200只鹳鸟从柏林送到。

一家著名的海运公司负责奥运村膳食供应,因为他们为远洋轮上的大量外国客人供餐,经验最丰富。他们进口了大量食材,尽可能保证每个运动员的合理要求都能满足。烹饪设备从5点到24点可以为24000人提供餐食,也就是说所有运动员每天吃5-6顿也够了。

陆军元帅勃洛姆堡下令为每支来访代表队配一名德国军官,会讲对方语言,负责接待、顾问以及奥运村与德国奥委会之间的联络。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为各代表队当听差,对任何奥运村访客不论种族宗教,务必礼貌谦恭。

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掩盖其反犹的真实面目,“柏林奥运”期间,纳粹当局甚至把“Juden unerwunscht”(“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全国都装出最规矩的态度。1936年元旦,若干反犹法令也暂停施行了。这年冬奥会开幕前不久,希特勒下令清除南巴伐利亚地区一切反犹痕迹,纳粹报纸《先锋报》停止在加米施大区发行,自动售报箱从公共场所消失。该地区的旅馆接到命令,对外国房客不论种族宗教,要给予极大的宽容。德国政府还通告德国新闻业,不要刊发任何可能引起不快的内容,不评论外国代表队的种族和信仰。希特勒深知国际社会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奥运会,他不想有任何负面报道。

精心筹划的公关和不惜工本的款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这样描述道:“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这位宣传部长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了1000多位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由反对转而大力支持举办奥运会,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正如学者赵文亮在《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首先,他们要利用奥运会作为对整个世界播扬纳粹主义尤其是日耳曼种族优越的工具,煽动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驻柏林总领事乔治・迈塞史密斯向国务卿所做的汇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纳粹党和德国青年人来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已经变成以纳粹主义学说征服世界的象征。假如奥运会不在德国举行,将会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纳粹主义的威信将遭受重挫。”

其次,借举办奥运会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和《凡尔赛条约》之仇,巩固纳粹党的统治。《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一书直言不讳地指出:体育被认为是联系各国的纽带,“但世界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不可能取消《凡尔赛条约》中与战争责任相关的那些段落”。“我们还想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吗?是的,我们必须举办!我们认为由于国际方面的原因举办奥运会是十分重要的。对德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了”。换句话说,体育是第三帝国报复所有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中从德国获取了利益的敌人的手段,而且奥运会正是德国进行报复所需要的特殊的机会。由于德国人民普遍反对《凡尔赛条约》,希特勒可以借助奥运会的报复赢得德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再次,欺骗世界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繁荣、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形象。德国方面估计,在奥运会期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要到柏林来(实际上有370万游客),其中有15万外国人。纳粹党徒们设想,当这些客人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模范的城市——愉快、美丽、好客、运作高效,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直被其批评者指责的那种暴虐的表现。迈塞史密斯估计,大约有4到5个犹太人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训练,“提供给世界以证明德国不存在歧视”。他指出:“十分明显,纳粹正在利用奥运会以服务其政治目的。”

最后,给法西斯德国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掩盖其对外侵略的企图和野心,混淆世界视听,在外交上为对外扩张和战争服务。

果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空前的宣传声势,希特勒如愿以偿地将“柏林奥运”变成了向整个世界炫示纳粹种族理论的有力的实验场。无论从组织还是运动成绩来看,这届奥运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体育场馆建筑的规模和格调是无可比拟的,组织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运动成绩是巨大的,共打破了27项奥运会和世界记录。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认为从总体上说这是一场最好的奥运会。正如当时一份报纸所报道的:对德国来说,柏林奥运会已经是“一个无限制的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和体育上的成功”。在希特勒的“神助”之下,德国奥运代表队更是大获全胜,获得最多金牌:33金26银30铜;而称雄多年的美国,只拿到24金20银12铜。可见,在这届奥运会上,希特勒和纳粹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一九三六年八月,节日盛装般的柏林,到处飘扬着奥林匹克旗帜和纳粹标志。美国记者希尔在《希尔日记》中写到,“那前所未有的宏大运动场面,让运动员难以忘怀;那光鲜华丽的城市,让来访的客人们,特别是大商人们,兴奋不已。”然而,绝大多数游客并不知道,公共场合反对犹太人的标语刚刚被暂时撕下来;游客们也不会知道,柏林的吉普赛人在内务部发起的一场“净化”城市的运动中被赶出市区,关进了郊区的一个临时集中营;游客们更不会知道,戈培尔掌管的宣传部下达了大量指示要求严格审查媒体的报导,绝不让纳粹的反人类罪让世人看出端倪。就这样,在圣火的“神圣”光环下,整个世界被麻痹了,纳粹的反人类阴谋被世界淡忘,当希特勒把战火烧到整个欧洲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热衷涂脂抹粉,惯于欺世盗名,是共产党和纳粹共同的爱好和特长。对比“柏林奥运”和“北京奥运”,一个是第三帝国的“化装舞会”,一个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翻遍整部奥运史,再也找不出比它们更相像的两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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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

“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八)

【字号】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发展,用专家的话讲,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因而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
——题记

(接上文:《“不思考”与“听党的话”》

2011年2月15日,中国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刊发了一条消息:中国GDP总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

消息称,日本内阁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5.4742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878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日本则自1968年以来首次让出“第二经济大国”之位。

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众多中国官方媒体还争相引用了某些国外媒体热捧中国的评论:“受老龄化及通货紧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GDP增速缓慢,而中国则保持着高速增长,两国间的差距今后势必还将不断拉大。”“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并且正在主导世界经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同时也是最大能源消耗国。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到2020年至2030年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毛时代相比,经济上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DP持续增长,财富蛋糕急剧增大,经济位次逐步前移,这回GDP总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与此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辆辆轿车川流不息──今天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其繁华程度与纽约、巴黎、伦敦等西方大都市似乎已相差无几,这就是中共津津乐道,同时被一些西方媒体和权威人士热炒的所谓“中国奇迹”。

然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熟知中国内情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橱窗式的畸形繁荣。畸形就畸形在,这种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完全是建立在透支资源、污染环境、道德沦丧、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和公民权利横遭践踏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的。

就拿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来说,各国政府都非常眼红中国银行里的巨额居民存款,殊不知,这些存款中有80%以上的款项为不到20%的中国公民所有,而80%的中国人居然在银行里的人均存款额还不到5000元。还有一组数据,中共建政60周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2.4倍,国家财政收入却增长了985倍。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而财政收入却高达61317亿元,居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还只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机构的地方财政收入总和就更无法计量了。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发展,但所赚的钱主要揣在政府、企业和富人手里,老百姓的兜里所剩寥寥。再加上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和高得离谱的房价,多数中国人都在朝“负翁”的深渊里滑落。于是,国家富了,少数人富了,人民却穷了,就成了当前最大的中国特色!

再说对资源的透支。中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所消�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中国GDP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2009 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 15.2%和21.7%。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现在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中央电视台2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

环境污染的程度更是骇人。据资料显示,中国1/5耕地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城市河段70%受到严重污染,中国人的饮水安全早已成为严重问题。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6年8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面对中国土地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许多中国同胞不觉“万念俱灰”。显然,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

无独有偶,类似的奇迹在纳粹德国也曾发生过!

提到纳粹,人们想到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战、集中营、焚尸炉、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使一度跌入经济低谷的德国迅速复兴,这不仅在当时被纳粹党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

1929年至1939年之间,一场经济大衰退席卷了全球。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资本的短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其中世界国际贸易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都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人失业。据估计,大萧条时期,全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为了走出低谷,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方各国纷纷寻思良策,而纳粹德国则是大萧条时期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希特勒上台后短短4年里,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的失业率从原来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时,德国还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

以高速公路为例,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就诞生在当时的德国。到1939年,纳粹德国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到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了最初规划总长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国的高速公路累计约长1.24万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时代修筑的,人们至今仍把它叫做“希特勒路”。

当年,希特勒还对高速公路的工程质量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一般四车道宽34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不设路灯,每隔约200米竖一金属片镶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车灯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条“光带”;路面经特殊处理,整齐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尽量小,要有足够的视野,转弯处的半径要尽量大等等。连紧急停靠地带、高架桥、立交桥,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军车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高速公路修好后,沿途风光明媚,技术先进,希特勒广邀各国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连美国人看了都称羡不已。

光有路还不行,还要有车开,希特勒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为德国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买得起的车。这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代名车——“甲壳虫”的由来。为了能够生产这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著名的大众汽车厂组建成立。

纳粹德国的这些经济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同时它们又是十分畸形的,因为这些经济成就都是建立在全体德国人民的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德国优秀文化横遭摧残的基础之上的。

或许更重要的还在于,迅速恢复的德国经济并非是实现民众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为启动疯狂的战争机器作准备的。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经济乃是名符其实的以军事工业为基础和支撑的战争经济。德国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当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没错,只不过把经济驶向战争的轨道并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识做出的决定。除非发动战争,否则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经济是绝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于民。

举个例子说,因为“要大炮不要黄油”,纳粹当局极力压缩粮食和副食品进口。1929年,德国进口粮食182.9万吨,动物油脂12.5万吨,乳酪6.4万吨,蛋16.8万吨。到1939年,德国进口粮食126.8万吨,动物油脂4.2万吨,乳酪3.2万吨,蛋10.2万吨。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1939年纳粹当局对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采用定量配给,并进一步压缩原有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定量。结果,德国居民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仅有343克,连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饥饿时的粮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可见,“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发展,用专家的话讲,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因而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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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考”与“听党的话”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七)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和纳粹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
——题记

(接上文:《“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天安门自焚”伪案》

凡是看过著名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人,无不对德国民众当年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印象至深。

影片把我们带到了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大会,只见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型普鲁士雄鹰雕像,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歇斯底里般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愈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这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让在场的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激动得浑身颤抖,无一不为自己有幸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万分自豪,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

这种对希特勒的盲目的疯狂崇拜,堪称是第三帝国时代德国民众精神世界的缩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反复不断的洗脑,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意识,完全认同了希特勒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完全认同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赋予的新的解释。总之,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被希特勒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填满,除了这种思想,几乎再没有别的任何思想。

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纳粹化,不仅是纳粹对德国人民反复进行洗脑,实施精神控制的结果,更是其目的所在。希特勒曾明言,“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在他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输、被引导、被宣传、被塑造,才能正确地加以表达。所以,封锁信息管制文化也好,控制舆论打压异见也好,编造谎言蒙骗民众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民众“不思考”,让“领袖替他们思想”,从而控制他们的精神。

纳粹政权对德国民众的这种精神控制贯穿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

1935年颁发的《教师手册》中规定: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在孩子们的书中,数学题是这样表述的:“建设一个精神病医院需要600万马克,建设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万马克,请问,600万马克可以建设多少居民住宅?”还有,“一架夜间战斗机能运载1,800颗燃烧弹,若以时速250公里、每秒投掷一枚炸弹的速度飞行,请问,所投炸弹将覆盖多长距离?”纳粹主义就是要用这样的数学题目向孩子们说明,那些“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少损失;对那些阻碍第三帝国统治世界的国家应该如何严惩。

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民族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纳粹德国弗兰哥尼尔省的头目尤利乌斯・斯托莱切也曾洋洋自得地说:“如果在天平两端,一端是所有大学教授的脑子,一端是我们元首的脑子,你们觉得天平会偏向那一边?”不言而喻,在纳粹当权的时代,天平自然是偏向希特勒。这就是精神控制的神效。

精神控制也是共产党所看重和擅长的统治伎俩。为了让民众“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信息封锁,禁止他们接触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从小起就长年累月地给民众灌输自己的“党文化”。更为卑鄙和可怕的是,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洗脑完全是凭借着暴力强制进行的。你顺从它,你就能平安无事,加官晋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贿赂,“党妈妈”也可以眼开眼闭,因为你“政治正确”了。反之,如果你胆敢抵制它,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你的麻烦就大了,轻则整得你死去活来,重则让你家破人亡、死于非命。

在共产党阵营中,相比较而言,中共对洗脑的看重和洗脑的伎俩,显然要高出他人一筹。

1949年建政后,中共为确立极权统治,取得在精神领域的控制权,马不停蹄地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洗脑”运动,即思想改造运动。林辉先生的《中共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洗脑”》一文,对这场“洗脑”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介绍。

文中写道:“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归来的知识份子,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更有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这些不仅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党专制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顾名思义就是将不正确的思想‘归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具体方式就是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中共的‘洗脑’不是简单的洗澡,它不仅要在身体上达到控制的目的,更要达到对精神上的控制。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启动前,由周恩来亲自示范,在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份子为什么需要改造。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公开解剖自己,让知识份子深受感动,他们也学着向党‘交心’。

“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对于‘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谙熟在心。他们将改造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进行自由讨论;第二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面临着集体的压力并唯恐自己被运动拒之门外。不管参加者是否愿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点并接受别人的斗争,并很快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该人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灵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经过净化的这个人,觉得只有听从党的权威才可以获得解脱,因此完全依靠了党。而党的目标正是改造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让党在其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改造从最初的‘和风细雨’也慢慢转变为‘疾风暴雨’。在这场所谓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检讨书。

“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等。

“其它报章也纷纷跟进。曾独具个性、敢于向毛泽东要‘雅量’的梁漱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其长文,题目即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真心地悔过,并决定‘今后政治上讲一切听从中共领导’。还有潘光旦、费孝通、吴宓等大知识份子都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通过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知识份子接受了效忠的应该是中共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知识份子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中共初步加强了对知识份子思想上的控制。一些秉承‘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则选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改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此后的中共并没有放过那些知识份子,随后掀起了对知识份子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毛时代结束后,中共仍然没有放松对国民的精神控制。1999年7月,由中共新一代党魁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共产党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行全民洗脑和精神控制的一个突出典型。

这场迫害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扼杀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信仰,将江泽民的邪恶思想无条件地强加给全中国人民。在这场充满恐怖的迫害中,不仅法轮功学员,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人们只允许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盘接受它的思想。

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无一不身心受益,现在要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当然不会答应。为了逼迫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就范,江氏集团兽性大发,疯狂施暴,为此使尽了各种手段,堪称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成。

早在镇压前夜,江本人就叫嚣“灭掉!灭掉!(注:指法轮功)”、“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在镇压中,恶警们更是狂喊“不转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时间,神州大地,充满了恐怖,到处是血雨腥风。谁敢不听他们的,轻则遭受这样那样的处分,断送前程,重则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强权暴行之下,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说,“我是在劳教所里受过迫害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了被官方媒体美化为‘春风化雨’的所谓‘转化’工作的黑幕。有关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体已做了广泛的报道,我不想再做重复。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呆过的那个劳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学的一位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明显受益,深知官方所说的一切都是造谣,坚决不肯‘转化’,为了迫使他屈服,狱警强迫他一个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粪。但他仍不屈服,于是他们就不断的加码,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还不放过他,继续折磨。可是他仍不为所动。接着,狱警又换了更恶毒的一招,不让他睡觉,用‘车轮战’折磨他。可他还是不屈服。最后,狱警狗急跳墙,把他拖到屋里,两只手臂各绑在一只椅子上,然后由七八个狱警按住他,领头的狱警面对他而坐,两条腿翘在办公桌上,恶狠狠的说,‘今天我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转不转化?’眼见这位法轮功学员对他的话未予理睬,一个狱警拿着电警棍上来,对着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阵乱捅。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随之传到了屋外,这惨叫声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里。”

在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江氏集团还采用历次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大搞什么集体收看、全民表态、万人签字等,逼迫全国人民接受它们的思想,跟着它们共同犯罪。谁敢不支持它们的所作所为,谁敢对法轮功表示同情、支持,谁就会因此倒霉。

如果希特勒起死回生,想必也会竖起大拇指对江泽民说一声:“佩服!”

常言道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何况人的头脑呢?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却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信仰和精神,可见其胃口之大,霸道之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26/“不思考”与“听党的话”-259402.html

2012年6月19日星期二

“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天安门自焚”伪案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六)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按照共产党和纳粹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题记

(接上文:《“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为了制造进攻波兰的借口,在戈培尔的直接指挥下,纳粹宣传媒体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营造波兰即将对德国发动进攻的虚假氛围,甚至不惜进行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拙劣表演,以煽动德国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家园。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随着希特勒发动战争日期的临近,纳粹德国的谎言宣传攻势更是达到了高峰。当时,波兰要进攻德国的各种消息充斥着德国大小报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据。如《柏林日报》上讲“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十二点钟报》更是煞有介事地说,波兰人对3架德国民用飞机进行了攻击。8月27口,《人民观察家报》使用了—条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之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而事实上,正是恶意进攻波兰的纳粹德国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象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为此,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讥讽戈培尔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估计有91名,大约3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可是事件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从纳粹宣传部长嘴里吐出的这句名言再明白不过地表明,纳粹宣传的本质就是千方百计把谎言装扮成真理,从而蒙骗民众。戈培尔还说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象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象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戈培尔成功地蒙骗了许多德国人。1940年8月31日,一位护士就问在医院就诊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制造与散布谎言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近百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谎言多得俯拾即是,撒谎成性到了极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谎言史。

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取胜的,中共却编造谎言说是在它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明明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却造谣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发动战争打到李承晚那边去的,毛泽东却胡说“美帝野心狼妄图吞灭我安东(现在的丹东)和东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鲜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袭击”;“大饥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导致的人祸,中共却蒙骗世人说是“自然灾害”;“文革”明明是中共党内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却谎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六四”明明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却污蔑它是“反革命暴乱”。

中共自编自导、精心策划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更是其谎言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象法轮功学员。镜头前, 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俩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著名学者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在为《红朝谎言录》所做的序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9/“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天安门自焚”伪案-258854.html

“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五)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共产党和纳粹的党文化,尽管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
——题记

(接上文:《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

维克多・克莱普勒曾是德国德莱斯顿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的一位知名教授,一个语文学家。纳粹当政后不久,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他被迫离开了大学。不过,失去教职的克莱普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在那段危机四伏,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日子,他坚持运用自己的特长,对纳粹语言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二战后,侥幸逃脱了大屠杀的他,根据这些内容写成了《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

按照克莱普勒的看法,纳粹语言与传统德语有着明显的不同。例如,它在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没有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 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 以“人民”为例,按纳粹的理解,“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借用戈培尔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

再者,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比如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它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日复一日地受着这种语言的浸染,在绝大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自然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纳粹语言还有一个特点,它总是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在纳粹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如“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纳粹语言还发展出了一整套能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套话,包括报道时事、攻击敌人、效忠领袖、热爱祖国、表扬先进、检讨错误、开场白、祝贺词,甚至连死人的悼词也不例外。

纳粹语言虽然源于纳粹党,并最早在该党内部风行,但借助权力和宣传的力量,很快便渗透到了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和思维方式之中,成了不折不扣的大众语言和大众文化。让克莱普勒深感忧虑的是,“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它就象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了人们自发的独立思想能力。

纳粹语言对德国人思想的毒害,不只是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且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克莱普勒承认,“我自己不就是用‘德国人’、‘法国人’(这种有群无人的概念)来思想的吗?我也忽视过这些人群中的内在差别。我自己不是也曾躲在学院里面,避免涉及政治,享受着一种奢侈而自我中心(的学问)吗?”更可怕的是,即使纳粹灭亡以后,它的那套语言依然阴魂不散。克莱普勒感叹道,“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天真烂漫的年轻人,非常希望弥补自己教育的不足,但仍然摆脱不了纳粹的思想方式。他们自己察觉不到这一点。来自过去的语言用法在迷障和诱导他们。”

语言与文化历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因此,语言不仅是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份,而且还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所以说,纳粹语言的出现和流行,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德国语言,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

文化分为内在的价值观和外显的与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两大部份。从本质上说,纳粹党文化乃是由种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纳粹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民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而其核心则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鼓吹和宣扬的种族社会主义,又称纳粹主义。

种族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宣扬种族优秀论,认为“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强调一切领域的“领袖”原则,宣称“领袖”是国家整体意志的代表,国家权力应由其一人掌握;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力主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建立世界霸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纳粹党文化,是纳粹对德国人民进行精神控制和奴役的主要工具。在暴力的威慑下,借助于新闻媒体、出版、文化艺术等各种手段,它被强制性地不间断地灌输进德国民众的思想之中,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成为唯希特勒和纳粹思想是从的精神奴隶。

说到当年的纳粹语言和纳粹党文化,生活在共产党国家的人并不陌生,因为共产党也弄出了一套自己独有的语言和文化,而且比纳粹的那一套更系统更完整。

1949年以后的中国,时兴一种说法,叫“听党的话”。所谓“党的话”,又称“党话”,其实就是中共构建的一整套语言系统。当然,苏共等其它共产党也都构建了一整套自己的语言系统,都有它们的党话。

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共的党话积累了丰富的语汇,比如,常见的称谓有同志,领导,上级,书记,支书,战友,爱人;常见的历史分期有解放,建国,解放前,解放后,旧社会,新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荒唐岁月,改革开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八九年春夏之交,一九九二年那个春天;常见的荣誉称号有劳模,标兵,优秀党员,优秀团员,红旗单位,党的好儿子,党的好战士,党的好干部,先进生产者,三八红旗手,新长征突击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说到到国内形势,常用的说法是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大乱达到大治;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说到国际关系,常用的说法是一边倒,和平演变,主权高于人权,中美必有一战,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常见的名词是路线,方针,政策,方向,任务,制度,核心,领导,干部,队伍,人民,群众,敌人,势力,保证,丰碑,凯歌,觉悟,武器,战线,组织性,纪律性,科学性,先锋队,战斗力;常见的动词是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动员,斗争,奋斗,战斗,批判,总结,前进,推进,坚持,改善,发展,重视,加强,巩固,高举,丧失,危害,动摇,建立健全,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大……力度;常见的形容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长期、艰巨、复杂(的斗争),光辉(的历程),大无畏(的精神),光荣(入党、牺牲),坚决(拥护),深刻(领会、认识),牢固(树立),自觉(维护、抵制),严格(执行),高度(重视),重大(意义),亲切(关怀、会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坚定不移,迅速果断,轰轰烈烈,旗帜鲜明;常见的口号是“……站起来了”,“×××万岁”,“保家卫国”,“人民公社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为纲”,“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打倒……”,“反对……主义”,“向×××同志学习”,“抓革命,促生产”,“停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炮打……”, “备战、备荒、为人民”,“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团结起来,打败……”,“团结起来,争取……”,“团结一致向前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讲”,“三步走”,“三个面向”,“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四有”,“四化”,“四项基本原则”,“五年计划”,“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将×××进行到底”,“×××压倒一切”。

在共产党国家,党话不仅是正式场合使用的钦定语言,而且充斥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在中国,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

党话的一大特点是喜欢使用两极化的对立性表达,如革命/反动,进步/落后,造反/保守,红/黑等等。

党话的另一大特点是中性表意词汇极度萎缩,偏爱“彻底”、“一切”、“根本”这类绝对化的形容词,“文革”时尤为如此。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是“永远”,使用频率最高的副词是“最”。1968年3月28日,《乌兰察布日报》发表了内蒙古自治区职工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写给林副主席的决心书。此书不足一千字,用了13个“永远”——“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永远健康”等,45个“最”——“最理想的接班人”、“最好的副统帅”、“最全面、最正确、最科学地评价”、“最精辟、最系统地阐述”、“最灵活、最富于创造性地运用”等等。

粗鄙化和野蛮化也是党话的特点之一。历次政治运动中,污辱性的语言无处不在,诸如什么“害人虫”、“小爬虫”、“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骂人成了革命的标志,“文革”时“滚他妈的蛋”甚至写进了红卫兵战歌。

如同纳粹语言不但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德语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纳粹党文化的形成一样,中国的党话也不仅仅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中国语言的语言系统,而且标志着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的形成。

按照《解体党文化》一书的分析,这套具有鲜明中共特色的党文化乃是由中共的价值观为基础所支撑而成的一整套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包括了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为中共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文化;第二种为民众为了在中共暴力和谎言下生活和自保而产生的变异文化;第三种为古已有之的糟粕,而被中共重新进行理论包装,并推广普及和充分实践的文化。构成党文化核心的是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不外乎无神论、唯物论、辩证法、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当权后,凭借其掌握的国家暴力,采用各种手段对民众进行不间断的洗脑,日复一日,被强行灌输的党文化无孔不入,象血液一样渗透到每个人的大脑中,左右了中国人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在它的主宰下,中国人以中共的善恶标准去分析对错,用中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人的行为,用中共规定的行为方式去表达意见,甚至用中共的话语系统去批判中共,人的心灵和思想以及行为均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使得社会、家庭、教育、工作、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偏离了正常的人类状态。

相比较而言,纳粹和共产党的党文化固然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细微的差异,但本质上它们都是反人性的邪恶文化,都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领袖的思想就是圣旨,都热衷于煽动仇恨,鼓吹斗争,宣扬暴力,都是扼杀思想自由的枷锁,禁锢独立意志的牢笼。构建和灌输这种文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全体国民都变成满嘴纳粹语言,张口就是党话,只会按照独裁者的意志思想,没有一点独立想法的政治炮灰。

注:本文引述了徐贲《被洗脑比无知更可怕》和《解体党文化》中的有关内容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8/“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258853.html

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四)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七日】通过把不同的人纳入不同的社团组织,共产党和纳粹在他们各自统治的国家里,精心构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以自身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叠、组织繁杂、管制严密的巨型社会控制网络。它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把人们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全都吞咽了。
——题记

(接上文《杀人者的琴声与施暴者的狂笑》

前进,前进!
喇叭嘹亮响彻。
前进,前进!
青年团无所畏惧。
德意志啊,即使我们倒下了,
你仍继续闪耀。
前进,前进!
无论目标多么高,
青年团奋斗到底!

旗帜保护我们前进的方向。
每个人向未来前进。
为了希特勒,
超越黑暗与苦难,
在青年团的旗帜下,
为了自由和生活,我们前进。
新时代的象征。
悠久的旗帜引导我们。
正是这样,这面旗帜永不灭!

……

这首著名的希特勒青年团团歌,在纳粹时期的德国青年中曾十分流行。希特勒青年团是那个时代德国孩子唯一可以加入的社会团体,囊括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三个不同的年龄层次。按规定,男孩子6岁到10岁加入青年团当学龄团员,算是青年团的见习期。满10岁后,在通过了体育、野营和纳粹化历史方面的适当测验之后,升入少年队。14到18岁,再正式加入青年团。与他们相似,10到14岁的女孩组成少女队, 14到18岁的则编进德意志少女联合会。

1936年新年伊始,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冯・席拉赫宣布,这一年将是“德国少年队年”,年满10周岁的德国儿童,都必须“自愿”加入少年队。到4月19日,席拉赫通过电台兴奋地宣布,90%的儿童遵从了他的命令,“自愿加入少年队”,“整个年轻的德国今天是一个由忠诚的誓言链接在一起的骑士团。”

1939年3 月,纳粹政府又发布了一项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样方式,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不听话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据资料记载,希特勒上台的头两年,就将400万名青年纳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几乎占了10岁至18岁青少年的一半。到1938年初,希特勒青年团已有团员700万人,而到了1939年初更是增加到了870万人。

希特勒青年团是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它的座右铭是:“下命令吧!我们服从。”孩子们在青年团里不仅要受到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方面的系统训练,甚至还有当兵的系统训练,女孩子也不例外。锻练身体,是因为日耳曼民族“只有成为最强者才能够生存,才能统治其他劣等民族”;参加军训,是因为“需要德国青年掌握枪杆子就如同掌握笔杆子一样熟练,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一切敌人”;参加集体活动,是因为要教育青年“你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而代表人民的只有帝国元首。通过组织少年队讲故事、做集体游戏、歌咏比赛;组织女孩子们进行“信仰与美丽”的团体操和健美表演;组织男孩子们开展野营军训,越野赛跑,十项全能运动;组织全体希特勒青年团员身穿制服拿着募捐箱,为需要“帮助与救助失业者及退休老人”进行募捐和收集衣服与旧物等项活动,纳粹将民族主义的毒素一步步地注入到德国孩子的血液之中。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培养成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牢牢地绑在纳粹的政治战车上。希特勒深知“掌握了青少年,就掌握了未来”,早在掌权之初他就说过:“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不能不承认,希特勒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纳粹想要控制的绝不只是孩子,而是所有德国人。希特勒不能容忍民众游离于他的权力之外。在他看来,必须“把民众带入神圣的集体自我主义即国家中去”,无论是儿童、少年,青年和妇女,还是工人、农民、商人和企业家、知识份子和学生,都必须接受纳粹党的领导;而且,他们的工作劳动、文化教育、思想信仰,言论社交以至婚姻娱乐,也都应该受到国家的干预和管理。因为没有对群众的严格领导,就不能进行任何重大的历史决断。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形形色色的具有垄断性的官方社会团体和协会纷纷应运而生青少年有希特勒青年团,妇女有纳粹主义妇女团,工人、企业主和管理人员有劳工阵线,文化工作者有德国文化协会,教师有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教师协会,法官有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法律工作者协会,公务员有德意志公务员联盟、医生有纳粹主义德意志医生联盟,连红十字会这个战火都不得侵扰的机构都划归党卫队领导了。

1933年11月根据希特勒的意图成立的德国文化协会,下辖文学、音乐、电影、戏剧、广播、美术,新闻7个协会,各协会的会长统统由纳粹政府的高官或亲纳粹的文化人担任。按照德国文化协会章程规定,它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德意志文化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以保证所有的文化活动都符合纳粹主义思想,为纳粹的党文化服务。章程还规定,只有具备雅利安血统并在政治上同当局保持一致的人,才能参加德国文化协会所属的协会,只有会员才能从事文化工作,包括“生产、复制、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播、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工作。(英国 J.M里奇《纳粹德国文学史》,文汇出版社, 第81页)这就意味着德国境内的每一个文化人,无论是作家、记者、播音员,还是演员、导演、画家,雕塑家,总之凡是与文化、文学、以及艺术沾边的知识份子,如果不投靠或是被迫加入纳粹的文化组织,成为体制内的一员,他(她)就根本无法进行上述文化活动,无法进行文学或是艺术创作。

学校也一样,全国中小学教师中,97%都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联盟的章程规定它有“责任按照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大学的自治地位被取消,各高校校长和系主任改由科学、教育和国民教育部部长任命,每个大学都成立了包括全体教师在内的大学教师协会,直接受民族社会主义大学教师联盟的统一领导。大学教师的思想受到了严密的控制和同化,大学教育因而也变得死板而单调。

就这样,通过组建各种官方社会团体和协会,充份发挥它们的作用,纳粹政权成功地把具有不同年龄、职业和背景的德国人,通通都织进了一张无所不包的大网之中,个人自由因此被压缩到了近乎于无的地步。谁想从这张网里逃出去,摆脱它的控制,简直就比登天还难。

与纳粹党相仿,共产党在其统治的国家里,也按照年龄、职业和社会背景等等,成立了众多官方社团,少年有少先队,青年有青年团,妇女有妇女联合会,工人有工会,搞文化的有文联,从事科技的有科协──在共产党的词典里,它们通常被称为“群众组织”。

就说中国吧,进了小学,就必须加入少先队。虽然少先队的队章明确规定:“凡是七周岁到十四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年先锋队,愿意遵守队章,向中队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中队委员会批准,就成为队员”,也就是说,加入少先队应该是自愿的,不应附加其它任何条件,但实际上,入队时通常都是集体加入。谁要不入,就会被老师和同学另眼相看。在这种压力下,有几个孩子敢不“自愿”呢?

入了少先队,当然就要参加少先队的活动。搞活动时,少先队员经常要唱队歌,歌名叫《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歌中唱到: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共产党为什么要把小学生通通拉入少先队?就像这首歌唱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把他们从小就塑造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如果说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那么共青团就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少年儿童毕竟年纪还小,虽说在少先队里学了点共产主义,但印象不会太深,所以到了中学,就得让他们加入共青团,继续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让共产党的思想在他们心里扎下根,以便为党提供足够的后备力量和新鲜血液。

中共团中央组织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约1.3亿,共青团员7543.9万名。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当然就在中共的直接掌控中了。

作为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官方社会团体,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文联”)的触角涉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杂技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等几十个协会。

中国文联章程对文联的性质和宗旨是这样规定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全国性的文艺家协会,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全国性的产业文学艺术联合会组成的人民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文艺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力量。”“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宗旨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团结、动员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致力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事业,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谐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可见,文联纯粹就是共产党控制文艺工作者和文学艺术创作的政治工具,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其实就是党管理各个文艺领域及其工作者的专业管道。

事实也是如此。在中国,中共对各个文艺领域的旨意往往都是通过文联下属的各个协会传达至文艺工作者的。尤其是在毛泽东时代,任何一个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要想走红,要想获得党和政府的好评和支持,加入文联并自觉接受其领导是必不可少的。

与少先队、共青团和文联一样,什么工会啊,妇联啊,科协啊,或者其它的什么协会,说到底都是共产党控制各行各业民众的一种政治工具。成立工会是为了控制工人,成立妇联是为了控制妇女,成立科协是为了控制科技工作者──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犹如一根根捆绑百姓的绳索,有了它们,“党和政府”还怕草民们逃出自己的掌心吗?

通过把不同的人分门别类地纳入不同的社团组织,纳粹和共产党在他们各自统治的国家里,精心构建了一个极为相似的,以自身为核心,辐射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机构重叠、组织繁杂、管制严密的巨型社会控制网络。这样的怪物,翻遍古今中外的历史,也找不出第二个。它就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把人们最基本的自由和尊严全都吞咽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7/纳粹的社会团体与共产党的群众组织-258852.html

还有多少李旺阳似的“被自杀”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六日】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在遭受二十二年冤狱,被迫害致瞎、致聋后,近期离奇的上吊死亡,疑点重重,专业人士分析涉嫌谋杀。随后为销毁证据,李旺阳又被公安灭尸。此案引爆全球怒火,香港则爆发了2.5万人的游行,谴责中共统治无法无天、杀人消声的恶行,很多民众还发出阵阵“天灭中共”的喊声。

李旺阳“被自杀”案让人们更加看清中共泯灭良知的残暴和流氓本性,然而“李案”如同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

一、水面下的冰山

中共酿造的更多类似惨案并未广为人知。据不完全统计,在被迫害致死的3559名法轮功学员中(截至2012年6月13日,实际数字更大),有44例疑点重重的“被自杀”,有104例则是被警方谎称为“自杀”或伪造事故的迫害致死“假自杀”案例,总计为148例。强行火化尸体,毁尸灭迹的案例更多,有249例。这些仅是被披露出来很少部份,更多迫害致死案例以患病或正常死亡之名而被掩盖。因中共掩盖封锁严密,大量案例没有迫害者掩盖真相手段方面的详细曝光。

这148例“被自杀”、“假自杀”案例中类似李旺阳与“上吊”有关就有十几例,据此来透析一下水平面下那块巨大的冰山。

(一)、六旬老人“坐着上吊” 被强行火化灭尸

席志敏
席志敏

2003年7月,被关在四川绵阳新华劳教所,年近六旬的席志敏老人,给家人打电话,叫妻儿不要担心,说他现在身体很好,10月份可能就要回家。没几天子女又打电话到劳教所给老人,电话中老人很高兴。可是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家人得到劳教所的电话说老人“自杀”了。得到电话的当天,家属就赶到劳教所。

劳教所、司法局有关警察与家属先进行谈判,第二天家属才被带进停尸房。当全家亲属目睹死者惨状时,痛不欲生,其妻、儿几乎昏死过去。他们看见老人一丝不挂,全身无数巴掌大小的污块,颈部至耳根被绳子勒成一个半圆形红色深深血印,头顶包着巴掌大的纱布。

家属质问死者身上多处伤痕从何而来,警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说是老人自己造成的,对颈部血印,竟说他自己走到厕所用捆手的纱布上吊,厕所高1米5,所以老人是坐着吊的。当家属去找警方声称的当事人——同房两病人对质时,两病人不翼而飞。家属要求看病历,被拒绝。警察在家属未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将遗体火化。

为了掩人耳目,怕迫害罪恶曝光,还强迫家属在劳教所写保证,不许回家说死者是自杀的,要说是得病死的。回家办丧事也不许任何法轮功修炼者参加,也不许家人对任何人提起此事。

2002年老人曾被当地国安恶警打断肋骨两根,还曾被关在看守所长达半年之久,曾被迫害得皮包骨头。中共曾如此残酷折磨一个六旬老人,又用“坐着上吊”这样荒唐的理由怎么能让人相信呢。

(二)、 好青年婚礼前“衬衫上吊” 省政法委密令阻双亲申冤

左志刚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永远》
左志刚的故事被拍成了电影《永远》

三十三岁的河北省石家庄青年左志刚,生前是菲力普驻中国公司的优秀电器维修工程师。准备2001年5月31日结婚,正在全家操办儿子婚事。结婚前一天的下午,石家庄桥西公安分局到左志刚工作单位,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左志刚带到了兴华街派出所。次日下午5点多,家属被通知左用自己的半袖上衣在派出所留置室上吊自杀。

家属在火葬场发现尸体的脖颈部两侧各有一条明显的较细的伤痕,周围尚有血迹;背部有两块相距一寸左右非常明显的伤坑,且后背大面积皮肤为紫色;头部有伤:左脸部、腮部有钝器击打的肿块;右耳全部为紫蓝色。而衣服上并没有血迹。公安部门不让看尸检报告,不断催家属火化遗体。

左志刚在街坊邻居中、在亲朋好友中、在同事领导中,是公认的非常优秀的青年。他性情温和、善良、宽容,乐于助人,孝敬老人。左志刚的姐姐是一位生活不能自主的精神障碍症者,左志刚之所以30多岁才准备结婚,就是因为他要找一位愿意和他一起照顾姐姐一辈子的伴侣。他找到了这样的伴侣,却在结婚前夕,被警察非法抓去“被上吊”。

为左志刚结婚准备的新房,一直保持着原貌。年近七旬的白发双亲怎么也不相信儿子会自杀。左父多次上书控告涉案机关,在控告书中,提出诸多疑点和质问,包括质问“身高1.72米的左志刚是在1.6米高的门上上吊的,腿部弯曲上的吊”。(详见明慧网二零零七年六月十日发表文章:《33岁工程师遭迫害致死 6年后恶人再谋毁罪证(图)》)

白发双亲上诉几年伸冤路,跑断了腿,流干了泪,承受的却是涉案机关的骚扰、监控、威胁,并企图毁灭证据,二老拼命阻拦并多次正告,“要想火化尸体,除非先活烧了我们”。左志刚未婚妻听闻要被强制火化遗体,匆匆赶来,含泪叫左志刚年迈的父母双亲爸、妈,本来应该是幸福的一家人哭成一团,当场的亲友也都泪如雨下,太悲惨了!

据说检察院曾经想介入调查桥西公安分局犯下的命案,因左志刚是法轮功学员,河北省政法委秘密下令不让立案。

(三)、哺乳期妇女“被上吊” 曾遭电击涨奶的乳房

吴敬霞和孩子的合影
吴敬霞和孩子的合影

吴敬霞是一个15个月大孩子的母亲,山东省潍坊人。2002年腊月初五因发放法轮大法真相材料被抓,被强行关入“洗脑班”(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非法关押地)。关进去的第二天,家人就被告知她“上吊自杀”。

两天后,家属去了潍坊医院,门口全是公安包围着,家属走到哪里,公安就跟到哪里,公安还不让家属看吴敬霞的遗体,经过父母和两个弟弟的力争,最后才让看了遗体一眼。吴敬霞还是个喂孩子的母亲,孩子三天没吃奶,乳房本来就鼓得难受,很痛。公安却在她最疼处用电棍电了四、五处,电得有四、五个深坑。脸上盖着卫生纸,嘴却流着鲜血,后背打的青一块、紫一块、黑一块,大胯被打断,脖子上还划了一条红杠,真是遍体鳞伤。

吴敬霞被迫害致死后,迫害者极度恐慌,强行火化遗体,所有亲属被严密监控,不让出门,同时也不让亲朋好友进她家探望,就连周围的村庄也被监控、封锁消息。

此前吴敬霞还曾多次被抓被打。

(四)、吊打、电击、被举起往下摔 “被上吊”掩盖内脏�坏

五十岁的老妇赵德文,家住天津市北辰区,津京公路4排宿舍。2001年初在家中被当地公安绑架劳教,关押在天津市板桥女子劳教所。她坚持信仰真、善、忍,不写悔过书受尽残酷折磨。

恶警指使吸毒犯、刑事犯打她,并扬言“打死白打,死了算自杀”;谁把大法弟子打得写了悔过书就给谁奖励,减刑,否则加刑。这些刑事犯就大打出手,无所顾忌,姓郝的恶警指使四个犯人把赵德文举起来往地上摔,也有很多大法弟子遭到酷刑折磨,恶徒们多次把她们吊起来毒打、电棍电,赵德文被摔得内脏出血而死。劳教所为了掩盖事实真相,通知家属说她自杀了。

劳教所还制造了自杀现场,家属看到赵的脖子上有“上吊”的痕迹,两手腕被割破,身上换了新衣服。当家属要原来的衣服时,劳教所却说找不着了。等家属给赵换衣服时,发现腋下有一个大口子还在往外淌血,而且身体后面发青,阴部也在流血。劳教所不让家属把遗体接回家中,为掩盖事实,将遗体强行火化。

二、这是怎样的一群人?

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要求修炼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法轮功学员都在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不断的修心向善,自己身心受益,同时福益着他人与整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被官方“跪着上吊自杀”的辽宁省抚顺退休工人韩福祥。他在修炼法轮功以前患有严重的气管炎等多种疾病,每到冬天,病情加重,不能躺卧,只能跪在炕头上咳嗽不止。不能上班,只好提前退休。他每月的医药费很高,整月工资都不够支付,后来连药品也快维持不了。就在此时,韩福祥开始修炼法轮功,身体完全康复。韩福祥非常感激法轮功,到处奔走弘扬法轮大法。

上文提到的婚前被“衬衫上吊”的左志刚又是一个怎样的法轮功学员。他在业余时间帮助很多人修理电视机,从来都是分文不取;他曾毫无怨言地照顾了受到意外事故躺在病床上但却深深伤害了他的一位友人,在其痊愈后他才悄悄的离开;在工作上他兢兢业业,作为重要员工,该单位连续两年被评为飞利浦显示器售后服务满意率全国第一,而这一工作仅仅是左志刚和另一名同事两个人承担。单位的老板很高兴,让他再找一个人扩展业务,就在左志刚被警察带走当天,没有忘记给单位留下这个人的电话号码,为的是不影响工作。当时他都没有来得及向家人和未婚妻道别,甚至未能留下一句口信。在生活上,他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生活俭朴,亲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衬裤上还有补丁,以他那样的收入,如此朴素之人恐怕为数不多。对父母关心体贴更是没说的,就在他走的当天上午,天下着雨,他还打电话询问家中刚修好的天窗的情况,“不漏了我就放心了”,这就是家人听到的他的最后的遗言。

左志刚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样走了,亲朋好友中有不少响当当的男儿也不知掉了多少次眼泪,就连只见过他一两次面的人也为之潸然泪下,都难以相信这么好的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很多不明真相的亲友,就此也清醒了。

三、他们做了什么?

每一个法轮功学员最希望的是更多的人能明白“真、善、忍”大法对人的意义,希望更多的人也能福益于法轮大法。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这群人曾一度抱着信任政府的想法,更是为了人们不被谎言迷惑,为了人民能明白真相,去北京上访。后来又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默默的向世人讲真相。

为上访走了17天的马艳芳
为上访走了17天的马艳芳

善良的山东工人马艳芳,被精神病院迫害致死,却被称“上吊自杀”。她曾步行进京上访,当时身上仅有十元钱。一路上风餐露宿,渴了捧河水喝,饿了啃冷馒头,晚上累了就在路边的地里睡。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将满头长发剪掉卖了9元钱。就这样历尽艰辛,步行17天走到北京。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其艰难可想而知。

难中仍给迫害者劝善的张志彬
难中仍给迫害者劝善的张志彬

河北省青龙县百货公司职工张志彬,是在唐山开平劳教所“被上吊自杀”。当地公安带着枪威胁亲属,连灵堂都不准设。张志彬自1999年7月20日迫害开始后,先后5次去北京上访,受尽各种酷刑,被手脚连铐、挂干、趴冰、毒打、电击、关小号等等。即使遭受残酷的迫害,张志彬还对迫害者,用微弱慈悲的声音说:“请记住我说的话,不要再迫害,记住大法好才是唯一希望”。

结语

还有距地不足1.5米的“被自缢者”——张卓;没有任何上吊材料就“被上吊”的贾秀兰;被制造上吊假相的陈乃法;还有被谎称上吊的陈勇、杨文华、侯延双、孙建秋、张桂好、王秀娟,这些仅仅是3553个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被诬蔑为“上吊”的案例。单这些案例就折射出中共有多么残暴、流氓。

王华君
王华君

还没有提及的更为邪恶的诬陷案例,比如:被伪造自焚虐杀的王华君;被伪造跳楼自杀的刘书松;被伪造车祸假相的徐增良;被虐杀后抛下楼伪造自杀的吴连杰……

被虐杀的王斌
被虐杀的王斌

还有太多太多令人震怒、更为惨烈的案例,诸如酷刑虐杀的王斌,这惨烈的3559例实在无法尽数。而中共为掩盖虐杀真相,伪造的案例不仅仅148例,强行火化,毁尸灭迹也决非仅249例。中共这一外来幽灵无法无天的血手还肆虐于中华大地。

法轮功学员善良、坚韧,身处难中,仍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讲真相,劝善世人,所体现的大善、大忍在不久的将来必会为人们所共识。对这个群体的迫害和虐杀,中共杀害的不仅仅是肉体,虐杀的是人类的良知,扼杀的是人类的未来。

希望全世界透过李旺阳案——这一浮于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也关注这场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块巨大的冰山是中共邪恶的本质所造就。您所秉持的良知和道义就象温暖的阳光,相信当您能了解大法真相的那一刻,您能从内心摆脱中共阴霾的那一刻,您能树立起正念的那一刻,就是这冰山融化的时刻,就是这冤案昭雪之日,也是中共灭亡之时。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16/还有多少李旺阳似的“被自杀”-2589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