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6日星期五

“共产党养活了我”是错误的思想

“共产党养活了我”是错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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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五日】认为是“共产党养活了自己”的这种人,大概有这么几种:中共的获利者(贪官、五毛等)、退休工资较高者、觉得现在政策好的人。不论是哪种人,其实都是受了中共的诱骗,最终受害的是自己。

也许是家庭的原因吧,我被中共诱骗的几率比别人低了很多,下面我就说一说我的故事:

上学时,课本上说地主是坏人,因此我就恨上了地主。当妈妈不情愿的在我的学生登记表成份一栏中填上“地主”时,我都懵了:妈妈,你怎么能是地主呢?你为什么是地主啊?地主是坏人哪!

为了消除我的误解,妈妈大胆的告诉了我真实情况:地主也是普通的人,和农民一样劳动,只是拥有的财富比别人多一点。后来共产党来了,他们半夜偷偷从姥爷家后窗户跳到院里偷东西。再后来,共产党抢了姥爷家的土地和财产,姥姥被吓死了。为了远离人们的白眼,妈妈努力的读书,考学离开了那块生长的土地,但她的身体也垮了(我把这些藏在了心里,如果谁要知道我有这种思想,我就是小反革命)。

长大后我才知道,为了给妈妈治病,我家欠了很多外债。为了能帮家,学习成绩很好的我没能参加高考,过早的参加了工作,老师们都感到痛惜。

刚开始听人说“共产党养活了我”时,我搞不懂。在我的心目中,人小的时候是父母养活的;大了是自己劳动赚钱养活的(靠遗产生活的人不多);老了靠儿女养活。即使有退休金,那也是自己工作多年创下的财富中的一点点而已,大头已经被中共拿去了,为什么说是共产党养活自己呢?为什么要感激共产党呢?

我曾遇到过一位退休的军官,他说很感激共产党,因为退休金有七千多块。我问:“如果您不去打仗,没工作这么多年,现在共产党会给您钱吗?”他说:“不会”。我说:“在外国,您这样级别的人,退休金比您多四倍呢,因为那里没有共产党。”军官愕然了。

几年前我去农村的老姨家,看到院里有两个大棚。我问姨夫:您说这扣大棚,以前的人就不会吗?不然怎么会穷成那样?姨夫说:“怎么不会,可是谁敢扣?割‘资本主义尾巴’能割死你。”我说:“您不是说共产党好吗?”姨夫笑了:“我是故意气你的,它好什么好?跟我一般大的三个人,就是跟共产党整别人、瞎蹦�,不到四十岁就都死了。现在政策好了,共产党不管喽。”我说:您最后一句话,有半句是错的。看着姨夫询问的眼神我说:“是,共产党再管它就玩完儿了。它放手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了。”姨夫连连点头。

现在说“共产党养活了我”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中共的骗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老百姓为什么恨贪官?因为贪官贪的不是中共的钱,而是百姓的血汗钱。也就是说,中共根本就没有一分钱。

中共是靠喝人民的血而存活。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当上天对中共清算时,那些对中共心存感恩的人是最危险的,因为中共用“共产党养活了我”的这道符,把人推上了中共的断头台。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5/“共产党养活了我”是错误的思想-259780.html

同样的烈火焚身,“待遇”为何如此不同?

同样的烈火焚身,“待遇”为何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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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七月一日晚,一打开国际互联网,就看到报导说,六月三十日天津蓟县最大的商场莱德商厦发生火灾,滚滚浓烟笼罩全城,商厦内多人选择跳楼逃生,场面惨不忍睹。据现场附近的目击者爆料,因六月三十日正逢周六,商场顾客如潮,员工加顾客至少有上百人死亡。然而中共新华社报导称,初步确认十人死亡,十六人受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莱德商厦是座五层的老楼,其中柜台密集,空间狭小,上下层之间靠一部十二人电梯和自动扶梯联系。有知情者说:“火灾时只有商厦一层的人逃了出来,三层以上的应该很难逃生……”民众们在网上纷纷发帖怒斥说:“尸体过百,却只报告死十个。掩盖事实,目的是为县里各个领导减轻责任。他们从未为死的人想过!当官的真不是人啊,竟瞒报死伤人数!”“有关部门发假消息;有关媒体被封嘴;监管部门要逃避责任。失去亲人的人……”“我的帖子被删了四次!我愤怒至极!太敏感不能发?”“这么多人知道真相,居然还能出现这样的官方数字?!”……

其实这么多年生活在中国大陆,老百姓早已熟知了中共的恶习,但凡发生死亡、灾害事件的,一定要把伤亡人数缩小、缩小、再缩小,同时在第一次报导事件时一律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把伤亡人数缩小,目的一个是所谓的维持稳定,继续保持其虚假的歌舞升平的大好形势;再一个就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日后减轻对责任人的追究做铺垫;而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则能给中共一个充足的缓冲时间,以找到一个对其最有利的、最能够糊弄老百姓的借口。所以从十几年前的洛阳大火,到近年上海的“11・15”特别重大火灾,再到中央电视台配楼火灾,无一例外,隐瞒伤亡人数、火灾详情。

然而唯独有一场火,反而一反常态的在事发两小时后,反复播放,而且向全世界用英文播报了事件,中央台记者多角度、全方位的拍到,远景、近景、特点镜头一应俱全,把小事搞大,也没有称“事故原因正在调查”。那就是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所谓“自焚”,中共媒体在没有充份调查的情况下,一口咬定“自焚”,声称他们是“法轮功学员”。

同样是灾难、死人,为什么播报的口径、所受的“待遇”如此不同呢?理由很简单,蓟县大火也好,洛阳还是其它地方大火也好,那是因当局管治不力造成的,大厦消防设施不到位,消防安全没有保障,但在上哄下骗中,却都能消防检验合格。而“天安门自焚”的大火之所以要报,并要第一时间报,随后又是全世界、全国范围内、全方位的大报、特报、反复报,目的只有一个,那是为了抹黑法轮功,为�一步迫害制造舆论的。因为当时“江氏集团”在经过一年半的打压之后,发现不仅没把法轮功打倒,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这场迫害反感并转而支持法轮功:“管那帮炼功的老头、老太太干什么?让他们炼吧!”

在蓟县大火中,多位网民亲眼看到人们从三楼、四楼跳下摔死,至少有百十来人被直接送到火葬场……在这样有众目睽睽、亲眼所见为证的情况下,当局为什么依然漫天撒谎,强称只有“十人死亡,十六人受轻伤”?(也许这个数字会有所增加,但绝不会报导真实的情况。)因为强盗的逻辑是:不管你有多少人看到,你毕竟只是少数,能直接听到你说真相的,也只是当地的少部份人;而当局控制着全部的国家宣传机器,它一句谎言,就能够覆盖全国几亿观众。你当地人不信,其它更多地方的人会信,因为他们无从了解真相。再加上“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邪恶逻辑,它就是要这样欺骗、撒谎、强奸民意!

“天安门自焚”中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虽然早在“自焚”伪案发生半年后的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就已经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开声明:“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并从中得出结论,该事件是由这个政府一手导演的。”当时在座的中共代表面对此景,哑口无言。而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分析天安门自焚案的纪录片《伪火》,获第五十一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在国际社会已经广泛知道“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骗局”时,它为何仍然敢在国内肆无忌惮的欺骗老百姓?不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吗?国际社会再多人知道,但国内老百姓却必须得在中共的铁墙内,看中共要他们看的新闻,听中共要他们听的声音,中共不允许或不想要他们听到的声音,统统被隔绝在铁墙之外!所以说,“中国的言论自由”确切的说是“中共的言论自由”!

但是,包装再精美的谎言终究都是谎言。记的有一句话说:“谎言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内欺骗部份的人,但却不能够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事实的确如此。早在大约十年前,笔者在北京打出租车和一位的哥聊“天安门自焚”内幕时,笔者刚开个头,的哥就接到:“咱北京谁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即使在偏僻的农村,老百姓也在口耳相传“天安门自焚是中共骗局”的真相。二零零六年,我和一堂姐讲起法轮功,堂姐说:“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有一次我坐货车去城里办事,货车司机跟我讲的。他说听人讲自焚是假的,还说了很多疑点呢。”

纸包不住火。当中共的谎言被人们一个个戳穿时,就是撕去它漂亮的画皮,显现出魔鬼真面目的时候,那时它必将被正义的利剑斩碎!

附:“天安门自焚”破绽分析:

破绽一、王进东:真身,还是替身?

在“天安门自焚”案中,中共说现场打坐并喊口号的那个人是“王进东”,他是“法轮功学员”。然而从央视自焚录像的慢镜头分析看,这个人既不是“王进东”,更不是法轮功学员。

上图左边是央视自焚录像中公布的王进东的一寸标准照,高鼻梁,高眉骨,大长方耳,下颌端正。右边是在同一录像中,在现场参与“自焚”的王进东,短鼻子,塌眉骨,小圆耳,下颌粗壮。同一录像中公布的同一个人,头部照片明显差异。如果说差异是因为自焚导致的变形,那为什么在头发、眉毛都完好的情况下,骨头、耳朵会被烧变形呢?

央视自焚录像中的王进东,从盘腿、打坐的姿式到呼喊的口号,都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却被中共硬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要求的是双盘,至少也得是单盘,而被新华社称为自一九九七年就开始练法轮功的“老学员”王进东,散盘的双腿都翘的高高的,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军人标准的坐姿。法轮功要求两手结印时,两大拇指尖正对,这是法轮功中最基本的动作,而王进东则两拇指相压。这一切都说明,他根本就没练过法轮功,也不可能是法轮功学员。

破绽二、大火烧不坏的塑料汽油瓶

在央视自焚录像中,看上去烧相惨重的王进东,胸部和腿部的棉衣被烧破,露出皮肉,然而夹在他被烧烂的双腿间的两只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奇迹般的颜色翠绿,且完好无损。

任何的造假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二零零二年,自焚案的唯一采访记者李玉强,在河北省会法制教育培训中心(中共设立的对法轮功学员非法进行洗脑的黑窝),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问及王进东双腿间的汽油瓶的事情,李张口结舌,不得不承认: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补拍”的。

破绽三、刘春玲:烧死,还是打死?

另一当场死亡的刘春玲,被央视说成是被“自焚”之火烧死,然而从慢镜头录像分析中,人们看到:刘春玲是在现场被人用重物活活打死的。

破绽四、刘思影:是真切气管,还是愚弄百姓?

中央台的自焚录像中,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副主任医生李迟说,参与自焚的几个烧伤者,都伤势严重,需要马上做气管切开手术。然而令世界医学界感到震惊的是:十二岁的小女孩刘思影,在气管切开不到四天的时间内,面对记者李玉强的采访,说话底气十足,嗓音清脆,并对全国观众唱了她最喜爱的歌曲。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气管切开手术的切口在声带的下方,做了这种手术,根本就不可能这么快正常说话,更不要说嗓音清脆的唱歌。不怪说,国际社会看到央视自焚录像后,都惊呼中共“创造了医学奇迹!”

破绽五、央视记者在天安门等人自焚?

天安门自焚录像中,远景、近景、特点镜头一应俱全,并可看到一身背摄像机者在现场慢慢的自由拍摄。通常突发事件,能够被拍到已属不易,能够被中央台记者“碰巧”的、多角度、全方位的拍到,如果没有事先的策划与准备,更是天方夜谭!

中共说,这场自焚录像是由安装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监视摄像机拍摄的。如果真是这样,画面应该是远景、自上而下、角度固定的,然而央视自焚录像中,不仅可看到远景画面(如图六),还可以看到近景及面部特写画面(如图三),并可明显看出摄像机是移动、跟踪拍摄的。

当海外媒体质疑这些近距离及特写镜头是哪里来的时,中共称,是在现场的CNN记者拍到的。然而CNN国际部发言人称:他们的记者并没有拍摄到任何画面,因为在事件的一开始,他们的摄影师就被逮捕,摄影器材被没收。谎言再一次被戳穿!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3/同样的烈火焚身,“待遇”为何如此不同--259730.html

共产党的歪理与纳粹的邪说

共产党的歪理与纳粹的邪说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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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七月一日】(接上文《“北京奥运”与“柏林奥运”》)面对共产党和纳粹种种丧尽天良的兽行,想必会有许多人感到不解:它们为何对自己的同类如此冷血变态毫无人性?说到底,那是因为共产党和纳粹信奉的都是一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说,它把人心深处被压制的魔性全都释放和激发出来了。

对比共产党和纳粹的历史观,不难发现两者内在的思维模式极为相似,都是简单的两分法,都把人类社会划分为截然不同和你死我活的两大阵营——一方是社会的正面势力,一方是社会的负面势力。在共产党和纳粹看来,负面的一方不但是败坏人类的毒瘤,阻挡历史前进的绊脚石,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连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都不配。既然如此,为了纯洁人类,为了推动人类的进步,正面的一方当然应该毫不留情地打击、镇压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负面的一方。被打击、镇压和消灭的敌人越多越彻底,正义事业向前迈进的步伐也就越大,距离人类最终的理想也就越近。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和纳粹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用阶级标准来划分人群的,而纳粹是以种族标准来划分人群的,因而它们所要打击、镇压和消灭的具体对象截然不同。在共产党的眼里,唯有“被剥削阶级”才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而“剥削阶级”则是阻挡历史进步的障碍,因此,为了推动历史前进,建立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就必须推翻、打倒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而在纳粹看来,只有雅利安人和日耳曼人才有资格做人类,“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是劣等民族,是瘟疫,应该被灭绝,要实现日耳曼人的理想,就必须屠杀犹太人。可见,不管是所谓的剥削阶级还是犹太人,都被开除了“人籍”,被共产党和纳粹当成了可以任意虐杀的劣等生物,应当被无情扫除的垃圾废物。

共产党和纳粹还给它们的这套歪理邪说披上了一件“科学”的美丽外衣。作为客观规律的信奉者和崇拜者,共产党和纳粹都认定“铁的客观规律”是无情的、不可改变的、预先注定的,人不过是客观规律行使其意志的工具。在它们看来,剥削阶级也好,犹太人也好,都是被客观规律决定了要被淘汰,因而不配在世间存在的社会集团,消灭他们就是在行使客观规律的要求。换句话说,剥削阶级或犹太人之所以应当被毫不留情地消灭,不仅是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的负面成份,还在于这本身就是“铁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此一来,借助“客观规律”这一“科学理论”,消灭剥削阶级或犹太人当然就具备了一种“科学合理性”。也正因为如此,在共产党和纳粹看来,它们的暴行不是犯罪,而是造福人类因而既合理正确又光荣伟大的正义之举。反之,谁反对这样做,谁要不这样做,那倒是在犯罪!

不仅如此,在共产党和纳粹的字典里,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人性和普遍的人道——共产党认的是阶级性和集中体现阶级性的党性,纳粹讲的是种族性。既然如此,对于不同的阶级和种族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道德和文明可言。事情甚至是翻转过来的:对于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于人民的残忍,对于人民的仁慈则必定意味着对于敌人的残忍。在打击、镇压和消灭敌人——不论是阶级敌人还是犹太人时,当然就不该有人性讲人道。而且,越没有人性越不讲人道,越说明你政治正确立场坚定,你的所作所为也越高尚越光荣;反之,谁要有人性讲人道,心存怜悯,自责负罪,反倒是政治不正确的表现,是立场有问题。

在道德观上共产党和纳粹也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都明确主张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在所不计。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不存在也不应该有任何道德禁忌,一切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对于共产党和纳粹来讲,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两个字眼已经从它们的字典里被彻底删除了。可见,共产党和纳粹的道德观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反道德,就是对道德的肆无忌惮的颠覆和践踏。如果说它们之间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那只在于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而已——共产党自称要实现所谓共产主义,而纳粹则梦想建立日耳曼人的千年帝国。

所以希特勒会说:“人道是愚蠢、怯懦和自作聪明的混合物。”“怜悯是一种原罪。怜悯弱者是违背自然的事。”“强者必须统治弱者,只有天生的弱者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 “对敌人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坟墓更好了。”“我们将要系统的,毫不留情的消灭敌人,连根带叶。”“去征服、剥削、掠夺乃至消灭劣等民族,乃是我无可推卸的职责与特权。”所以党卫军头头希姆莱告诉手下说:“有一项原则党卫队员必须绝对遵守,我们对待自己血统中的成员必须诚实、正派、忠诚和友好,而对待其他人则不同。怎样对待俄国人,怎样对待捷克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毛泽东会教导他的子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所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主张:“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所以契卡的准则是:“那些为美好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敌人毫不留情;那些竭力保护穷苦大众的人,必须硬起心肠,放弃怜悯,冷酷无情。”所以红色高棉秘密警察头子康克由当年会这样教育年轻的监警:“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作“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

如今,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的歪理已经破产,中共当权者及其亲友也已成为最大的“剥削阶级”,但是中共仍然变换花样的煽动仇恨,以前的“剥削阶级”、“右派”、“反革命”等大帽子变成了如今的“反华势力”之类的标签,中共的暴恶则没有改变。事实上,一直迫害中国民众、践踏中华传统价值观的中共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

历史上的众多先贤都曾告诫过我们,人性中有善也有恶,每个人心底的幽暗处其实都藏着一个魔鬼,只不过在正常的社会和环境里,它是被道德和文明的锁链锁着的。但共产党和纳粹奉行的那套反人性、反人道的歪理邪说却彻底解除了这道锁链,把魔鬼从人心的幽暗深处驱赶了出来,还给了它为非作歹为所欲为的正当理由。

试想,用这套歪理邪说全副武装起来,其人性中恶的成份全被释放和激发出来的共产党与纳粹,在面对自己的敌人时,怎么可能不肆无忌惮地挥舞皮鞭和屠刀呢?在挥舞皮鞭和屠刀时,又怎么可能手下留情心存怜悯呢?更有甚者,当这一切不但被全盘肯定,而且被大力提倡时,当残酷无情成了最革命的正义行动时,又有什么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是它们做不出来的呢?!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7/1/共产党的歪理与纳粹的邪说-259444.html

2012年6月30日星期六

“北京奥运”与“柏林奥运”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热衷涂脂抹粉,惯于欺世盗名,是共产党和纳粹共同的爱好和特长。对比“北京奥运”和“柏林奥运”, 一个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一个是第三帝国的“化装舞会”,翻遍整部奥运史,再也找不出比它们更相像的两兄弟了。
——题记

(接上文:《“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

2008年8月8日晚,全世界的目光都对准了“鸟巢”造型的北京国家体育场。胡锦涛在此宣布:第29届奥运会开幕。

随着电视机的镜头,人们看见可容纳9万余人的“鸟巢”体育场内座无虚席,群情激动,流光溢彩,烟花漫天,欢声鼎沸,歌舞升平,俨然一派盛世景象!

随着李宁的出场,开幕式上出现了最煽情的一幕。作为最受瞩目的最后一棒火炬手,只见这位赫赫有名的“体操王子”被吊到了高空,一幅祥云图案的背景画轴徐徐展开。接着,他又高举火炬凌空绕场一周,在他身后的画轴中展现的是全球传递火炬的景象。这神奇的一幕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最后,李宁点燃了主火炬塔,第29届奥运会的圣火开始在“鸟巢”上空熊熊燃烧。

一向热衷于在世界舞台上出风头的中共当局,在本届奥运会上可谓如愿以偿,着实风光了一回,过足了面子的瘾!

试想,为期十七天的“北京奥运”不但牢牢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共赴北京同台观看了开、闭幕式,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万多名运动员刷新了38项世界纪录、85项奥运会纪录,而且中国队还凭借金牌总数第一的佳绩,一举登上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奥运老大的宝座。一时间,“世界第一”、“汉唐盛世”的谀词不绝于耳,中共能不乐坏了吗?!

“北京奥运”的真实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实现“和平友谊进步”这一奥运宗旨,而是为了向世界展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展示中共及其政府自以为无所不能的本事,展示它津津乐道的所谓正在崛起的大国形象,而这一切,最终又都是为了证明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说到底,“北京奥运”不过是中共表演的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秀,是中共实施的一项最大的面子工程罢了。

为了办成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风光的奥运,让全世界的政要都来捧场,中共不但“把奥运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而且置百姓的生活于不顾,不惜劳民伤财,大把大把地砸钱,投巨资用于改善北京的空气和交通,修建宏大漂亮的比赛场馆,打造奢华的开幕和闭幕仪式。据报道,北京奥运的总预算为雅典奥运的3.1倍,占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以来历届奥运会支出之和的43.6%。别的不说,仅一部奥运宣传片当局就花了3500万。伴随着五花八门的宣传,大把大把的银子从中国一直撒到海外,让大洋彼岸富甲天下的老美、殷实富裕的欧洲都看傻了眼。与此同时,中共为了把已经沙化的北京变成绿色,光绿化一项的支出就达一千二百亿人民币。而奥运前中国的人均GDP不过才一千七百美元,不要说和发达国家三、四万美元的人均GDP相比差之甚远,就是比上届奥运举办国,欧盟最穷的国家希腊的一万六千六百多美元,也差不多要少近一万五。况且这一千七百美元的收入还只是一个平均值,在贫富悬殊十分巨大的中国,大多数国人还只有几百美元的年收入。2006年中国小康发展报告显示:还有十分之一,一点三五亿的中国人处在一美元以下的贫困线中。这样的经济水平,却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举办超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超级奥运,可见中共好面子好到了何等程度。

奥运期间,中共最怕的是外国媒体和来宾与国内异见人士接触,因为那样一来,其独裁专制的黑幕势必就会遭到曝光,它所竭力展示的开明形象就要彻底泡汤了。为此,中共在奥运前夕加大了对各类异见人士的打压力度。首当其冲的当数法轮功修炼群体。仅从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中旬,仅在北京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人数就达19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奥运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和马术等比赛项目举办地的顺义县,在距奥运倒计时一年前后,就发生了20多起暴力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重点集中在建有奥运场馆附近的马坡、木林、北小营镇,首都国际机场附近的天竺、后沙峪乡和城区内。令人震惊的是,这种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大抓捕并不止于北京一地,而是全国性的。截至2008年3月11日,据不完全统计,从2007年底开始发生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案例已达1878宗,遍布中国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无一例外的是,这轮大抓捕都是以保证奥运顺利进行的名义堂而皇之进行的。

在奥运前遭到抓捕迫害的并不止是法轮功学员,还有中共眼中的各种“危险分子”。2007年12月27日,著名维权人士胡佳在北京家中被公安部门逮捕,罪名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2008年4月1日,北京市中级法院作出裁决,胡佳在网络发表的五篇文章以及他在两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的言论有罪,判处他三年半徒刑。2008年1月17日,中共当局判处黑龙江富锦失地农民维权代表于长武两年劳动教养。劳教决定书称他组织上访,要人权不要奥运、要土地不要奥运,还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特别是与有法轮功背景的媒体有联系,因而认为他危害了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构成了劳教条件。

北京不仅是奥运会的主场地所在,更是中国的首都。为了让北京给奥运来宾留下一个“无可挑剔”的美好印象,中共不仅将几百万农民工赶离北京,使他们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还下令北京周围五个省市上万家工厂停工,使无数工人因此陷入困境。

同样悲惨的还有几十万含冤赴京上诉的访民,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押解,被遣送回原籍。就拿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上访村”来说,由于聚集了大批来自各地因征地、拆迁及土地等纠纷而到北京的访民,这里一向被中共当局视为不和谐、不稳定因素。由于“上访村”因陋就简,访民衣衫褴褛,与“新北京,新奥运”形成强烈反差,自然成为北京市强力整顿的重点目标之一。2007年8月,北京当局对“上访村”展开大清查,除勒令所有上访者搬迁,并规定收留上访者的旅店将被罚款2万元人民币。9月下旬,“上访村”在逾百名北京警察、城管部门人员的强制下被拆除,大批公安并持续在“上访村”附近驱赶尚未离开或新来的访民。

保守、封闭、极权是中共留给西方世界的一贯印象,为了打破这一“成见”,展现所谓改革开放后崭新的开明的中国形象,中共还挖空心思地大搞奥运攻关。2007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表面上放松了对外国媒体的限制,试图营造出言论自由的假相。接着,奥运允许“公园里游行”也应运而生。西方有民主自由,“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当然也要有。一来“划定丰台区的世界公园、海淀区的紫竹院公园和朝阳区的日坛公园等几个公园作为外国和中国公民和平集会与游行示威的场所,”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不缺民主自由;二来,“同时,集会游行示威活动跟其它国家一样,需依法提出申请”,可以借此让那些“异端”的集会游行示威名正言顺地胎死腹中。与此同时,层层挑选、审察、培训的工作人员、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包围了所有的国际友人和外国媒体,到处游走的都是化装成民众的密探和安全人员,四处可见的都是组织良好的欢呼的人群,在奥运来宾和外国媒体面前,除了微笑和赞美,一切“异议”和“杂音”都消失了。一时间,中国显得空前的“开放”与“和谐”!

然而,正如一首题为《这不是人民的奥运!》的诗所写到的那样:

“这是一个暴虐的春天。
当良心犯们痛苦的呻吟,一如既往的
从牢门背后传来,
拉萨街头的枪声,
竟重演了20年前恐怖的一幕。
在保障奥运的名义下,
又有多少向世人讲述被迫害真相的法轮功学员,
多少坚守信仰的家庭教会信徒,
多少坚持独立思考和言说的知识份子,
多少勇于保护弱势群体的维权律师,
多少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上访民众,
被戴上了冰凉的手铐。
而人民的嘴巴,
依旧被贴着发黄的封条。
所谓改善人权的承诺,
不过是一纸谎言。
这不是人民的奥运,
这不过是独裁者的新一轮暴行!

这是一个疯狂的春天。
为了吸引全世界的眼球,
大陆百姓的生活被置之不理,
独裁者正无度的挥霍着纳税人的血汗,
将大把大把的银子,
从中国撒到海外,从天空撒向大地。
而当奥运到来之际,
等待底层人民的又将是什么呢?
11类43种人被禁止参与同奥运有关的活动,
上百万建设奥运场馆的民工将被“劝返”回乡,
流浪乞讨人员将被强制“救助”,
废品收购、小美容美发等低档行业将被强制挤出北京,
进京人员须出具县级以上证明----
如此“净化”城市,连希特勒也自叹不如。
这不是人民的奥运,
这不过是蒙骗世界的一场政治秀!”

颇耐人寻味的是,与“北京奥运”相比,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简直就是异曲同工。

1936年8月1日,在希特勒的主持下,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开幕。

这届奥运采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仪式——奥运圣火接力传递——由3000多人接力21天,在开幕当天传递到守在现场的希特勒面前。圣火点燃之后,巨大的信鸽群从体育场内飞起,标志着“和平的竞赛”。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敬。

1932年,国际奥委会将第十一届奥运会会址选在柏林。希特勒上台前,曾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指责奥运会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信徒的一项发明……是产生于犹太教的一种游戏,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统治的德国是不可能举办的”,并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一起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希特勒上台后,由于忙于巩固自己的统治,起初对举办奥运会也并不热心,但很快他就意识到了奥运会的巨大政治潜能,转而决定把柏林奥运会打造成美化与宣传纳粹德国的大舞台,用奥运作宣传工具来强化“雅利安人种优势论”。为此,希特勒让政府拨款两千万马克(合当时八百万美元)资助“柏林奥运”,要求在柏林修建能容纳十万人的体育场,把“柏林奥运”开成一次规模超过以往所有奥运会的政治盛宴。

奥林匹克体育场是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规划设计好的,但他亲自视察场地之后,觉得还不够大,吩咐设计师韦尔纳・马克扩大规模,并要求紧挨着体育场西侧再建一块更大的场地。这就是可容纳25万观众的五月广场,主要用作大型集会与阅兵场地,也可进行体育活动。

占地131公顷的“帝国体育广场”上,除了奥林匹克体育场和五月广场,还有露天游泳场、曲棍球场、德意志体育大楼、奥林匹克广场和按古希腊风格设计的露天剧场等等。体育场和露天空间可以同时容纳40万人。从1934年4月,先后有500家公司2600名工人参与工程,27个月后完工,速度惊人。原本2700万的预计成本到1936年完工时达到4000万帝国马克。

奥运村位于帝国体育广场9英里之外。纳粹政府原本打算把国防军现成的兵营改装一下直接用,但当他们了解到,运动员们还是希望住在象奥运村这样的环境里是,“体育将军”赖兴瑙挑起了这个担子,他选了一块鸟语花香的地方,组织国防军最好的队伍建设。希特勒有令:造价不是问题。

140幢住宅,每幢以德国一个城市命名,相应地,内部装饰就照这个城市的风格来。奥运村里有电影院、购物区、邮局、训练场、桑拿房,运动医院里设备和人员都配备到最好。消灭了蚊蝇孳生地,又专门运来松鼠天鹅诸般动物,美化氛围。国际奥委会一位英国官员显然很满意,开玩笑说:再来几只鹳,简直就成明信片了。第二天,200只鹳鸟从柏林送到。

一家著名的海运公司负责奥运村膳食供应,因为他们为远洋轮上的大量外国客人供餐,经验最丰富。他们进口了大量食材,尽可能保证每个运动员的合理要求都能满足。烹饪设备从5点到24点可以为24000人提供餐食,也就是说所有运动员每天吃5-6顿也够了。

陆军元帅勃洛姆堡下令为每支来访代表队配一名德国军官,会讲对方语言,负责接待、顾问以及奥运村与德国奥委会之间的联络。希特勒青年团成员为各代表队当听差,对任何奥运村访客不论种族宗教,务必礼貌谦恭。

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掩盖其反犹的真实面目,“柏林奥运”期间,纳粹当局甚至把“Juden unerwunscht”(“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全国都装出最规矩的态度。1936年元旦,若干反犹法令也暂停施行了。这年冬奥会开幕前不久,希特勒下令清除南巴伐利亚地区一切反犹痕迹,纳粹报纸《先锋报》停止在加米施大区发行,自动售报箱从公共场所消失。该地区的旅馆接到命令,对外国房客不论种族宗教,要给予极大的宽容。德国政府还通告德国新闻业,不要刊发任何可能引起不快的内容,不评论外国代表队的种族和信仰。希特勒深知国际社会密切注视着德国的奥运会,他不想有任何负面报道。

精心筹划的公关和不惜工本的款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这样描述道:“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这位宣传部长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了1000多位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由反对转而大力支持举办奥运会,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

正如学者赵文亮在《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首先,他们要利用奥运会作为对整个世界播扬纳粹主义尤其是日耳曼种族优越的工具,煽动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美国驻柏林总领事乔治・迈塞史密斯向国务卿所做的汇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纳粹党和德国青年人来说,在柏林举办奥运会已经变成以纳粹主义学说征服世界的象征。假如奥运会不在德国举行,将会是一个最严重的打击,纳粹主义的威信将遭受重挫。”

其次,借举办奥运会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和《凡尔赛条约》之仇,巩固纳粹党的统治。《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体育精神》一书直言不讳地指出:体育被认为是联系各国的纽带,“但世界所有的体育运动都不可能取消《凡尔赛条约》中与战争责任相关的那些段落”。“我们还想在德国举办奥运会吗?是的,我们必须举办!我们认为由于国际方面的原因举办奥运会是十分重要的。对德国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了”。换句话说,体育是第三帝国报复所有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中从德国获取了利益的敌人的手段,而且奥运会正是德国进行报复所需要的特殊的机会。由于德国人民普遍反对《凡尔赛条约》,希特勒可以借助奥运会的报复赢得德国广大民众的支持。

再次,欺骗世界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留下繁荣、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形象。德国方面估计,在奥运会期间,有超过100万的游客要到柏林来(实际上有370万游客),其中有15万外国人。纳粹党徒们设想,当这些客人到达柏林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模范的城市——愉快、美丽、好客、运作高效,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直被其批评者指责的那种暴虐的表现。迈塞史密斯估计,大约有4到5个犹太人运动员被允许参加奥运会的训练,“提供给世界以证明德国不存在歧视”。他指出:“十分明显,纳粹正在利用奥运会以服务其政治目的。”

最后,给法西斯德国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掩盖其对外侵略的企图和野心,混淆世界视听,在外交上为对外扩张和战争服务。

果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空前的宣传声势,希特勒如愿以偿地将“柏林奥运”变成了向整个世界炫示纳粹种族理论的有力的实验场。无论从组织还是运动成绩来看,这届奥运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体育场馆建筑的规模和格调是无可比拟的,组织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运动成绩是巨大的,共打破了27项奥运会和世界记录。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认为从总体上说这是一场最好的奥运会。正如当时一份报纸所报道的:对德国来说,柏林奥运会已经是“一个无限制的政治上的、心理上的和体育上的成功”。在希特勒的“神助”之下,德国奥运代表队更是大获全胜,获得最多金牌:33金26银30铜;而称雄多年的美国,只拿到24金20银12铜。可见,在这届奥运会上,希特勒和纳粹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

一九三六年八月,节日盛装般的柏林,到处飘扬着奥林匹克旗帜和纳粹标志。美国记者希尔在《希尔日记》中写到,“那前所未有的宏大运动场面,让运动员难以忘怀;那光鲜华丽的城市,让来访的客人们,特别是大商人们,兴奋不已。”然而,绝大多数游客并不知道,公共场合反对犹太人的标语刚刚被暂时撕下来;游客们也不会知道,柏林的吉普赛人在内务部发起的一场“净化”城市的运动中被赶出市区,关进了郊区的一个临时集中营;游客们更不会知道,戈培尔掌管的宣传部下达了大量指示要求严格审查媒体的报导,绝不让纳粹的反人类罪让世人看出端倪。就这样,在圣火的“神圣”光环下,整个世界被麻痹了,纳粹的反人类阴谋被世界淡忘,当希特勒把战火烧到整个欧洲的时候,一切都晚了。

热衷涂脂抹粉,惯于欺世盗名,是共产党和纳粹共同的爱好和特长。对比“柏林奥运”和“北京奥运”,一个是第三帝国的“化装舞会”,一个是中共最大的“面子工程”,翻遍整部奥运史,再也找不出比它们更相像的两兄弟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28/“北京奥运”与“柏林奥运”-259446.html

“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

“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八)

【字号】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发展,用专家的话讲,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因而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
——题记

(接上文:《“不思考”与“听党的话”》

2011年2月15日,中国各大媒体都在显著位置刊发了一条消息:中国GDP总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

消息称,日本内阁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5.4742万亿美元,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5.8786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日本则自1968年以来首次让出“第二经济大国”之位。

在报道这一消息的同时,众多中国官方媒体还争相引用了某些国外媒体热捧中国的评论:“受老龄化及通货紧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GDP增速缓慢,而中国则保持着高速增长,两国间的差距今后势必还将不断拉大。”“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并且正在主导世界经济”。“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同时也是最大能源消耗国。如果中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到2020年至2030年间,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毛时代相比,经济上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GDP持续增长,财富蛋糕急剧增大,经济位次逐步前移,这回GDP总量超日本居世界第二就是一个突出的标志。与此同时,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和中心城市,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条条高速公路通向四面八方,一辆辆轿车川流不息──今天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中国一线城市,其繁华程度与纽约、巴黎、伦敦等西方大都市似乎已相差无几,这就是中共津津乐道,同时被一些西方媒体和权威人士热炒的所谓“中国奇迹”。

然而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多熟知中国内情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所谓“中国奇迹”其实不过是一种橱窗式的畸形繁荣。畸形就畸形在,这种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完全是建立在透支资源、污染环境、道德沦丧、财富分配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和公民权利横遭践踏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代价的。

就拿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来说,各国政府都非常眼红中国银行里的巨额居民存款,殊不知,这些存款中有80%以上的款项为不到20%的中国公民所有,而80%的中国人居然在银行里的人均存款额还不到5000元。还有一组数据,中共建政60周年经济总量增加了7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2.4倍,国家财政收入却增长了985倍。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300670亿元,而财政收入却高达61317亿元,居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以上。这还只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包括省、市、县、乡四级行政机构的地方财政收入总和就更无法计量了。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一直在飞速发展,但所赚的钱主要揣在政府、企业和富人手里,老百姓的兜里所剩寥寥。再加上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和高得离谱的房价,多数中国人都在朝“负翁”的深渊里滑落。于是,国家富了,少数人富了,人民却穷了,就成了当前最大的中国特色!

再说对资源的透支。中国经济增长是典型的粗放式增长,所消�的能源比例远远高于中国GDP在全球GDP总量中的份额,2009 年中国GDP占世界的8.6%,却消�了世界46.9%的煤炭和10.4%的石油,而同年美国GDP占世界的24.3%,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分别占 15.2%和21.7%。据中国国家环保总局透露,每生产价值为一万美元的商品,中国现在所消耗的原材料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比印度还要高2倍。中央电视台2频道曾报导中国每年产出的GDP当中,有18%的GDP是通过透支生态环境和资源取得的。

环境污染的程度更是骇人。据资料显示,中国1/5耕地受到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城市河段70%受到严重污染,中国人的饮水安全早已成为严重问题。世界银行说,在世界上1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的38%,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中。专家估计,中国未来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难民。2006年8月26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份环境检查报告中,以“有水皆污”、“逢雨必酸”、“污染之重,触目惊心”、“不能再拖下去了”等字句来形容污染的严重性。有一幅卫星拍摄的地球照片,许多国家是绿色覆盖,而中国是一片黄土。面对中国土地被蹂躏如此,看到中共还在高喊“崛起”,许多中国同胞不觉“万念俱灰”。显然,如果环境问题不能得到改善,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要成为过去。

无独有偶,类似的奇迹在纳粹德国也曾发生过!

提到纳粹,人们想到的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二次大战、集中营、焚尸炉、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很少有人知道希特勒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使一度跌入经济低谷的德国迅速复兴,这不仅在当时被纳粹党自己,而且被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

1929年至1939年之间,一场经济大衰退席卷了全球。这次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衰退都要来得深远。资本的短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带来了出口和国内消费的锐减,其中世界国际贸易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和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超过以往国际贸易的最大下降数7%的很多倍。在所有国家中,经济衰退的后果都是大规模失业:美国1370万、德国560万、英国280万人失业。据估计,大萧条时期,全世界的钱财损失达2500亿美元。

为了走出低谷,恢复和发展经济,西方各国纷纷寻思良策,而纳粹德国则是大萧条时期最早复苏的国家之一。希特勒上台后短短4年里,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德国的失业率从原来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到1936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基本解决,差不多人人都有了工作。同时,德国还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

以高速公路为例,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就诞生在当时的德国。到1939年,纳粹德国已建成高速公路三千多公里,这些高速公路连接全国所有的州和重要城镇,还通向周边国家。到希特勒倒台时,纳粹德国已修建了最初规划总长7000公里中的4000公里。今天,德国的高速公路累计约长1.24万公里,其中四分之一是希特勒时代修筑的,人们至今仍把它叫做“希特勒路”。

当年,希特勒还对高速公路的工程质量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一般四车道宽34米,中间有约5米的间隔带,铺草植树;不设路灯,每隔约200米竖一金属片镶面的水泥柱,夜晚在车灯照射下反光,全路亮起一条“光带”;路面经特殊处理,整齐排列着指头大小的凹坑,雨天不打滑;坡度尽量小,要有足够的视野,转弯处的半径要尽量大等等。连紧急停靠地带、高架桥、立交桥,每隔一定距离设置加油站、连锁餐厅等设施都想到了。希特勒甚至要求高速公路不仅可以让军车一天内横贯德国的东西和南北,而且一些路段还要能起降飞机。高速公路修好后,沿途风光明媚,技术先进,希特勒广邀各国媒体进行宣传报道,连美国人看了都称羡不已。

光有路还不行,还要有车开,希特勒的另一项重要计划是为德国老百姓提供人人都能买得起的车。这就是世界汽车史上的一代名车——“甲壳虫”的由来。为了能够生产这种人人都买得起的轿车,著名的大众汽车厂组建成立。

纳粹德国的这些经济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同时它们又是十分畸形的,因为这些经济成就都是建立在全体德国人民的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管制,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德国优秀文化横遭摧残的基础之上的。

或许更重要的还在于,迅速恢复的德国经济并非是实现民众福利的工具,而是直接为启动疯狂的战争机器作准备的。换句话说,纳粹德国的经济乃是名符其实的以军事工业为基础和支撑的战争经济。德国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当时就直言不讳地承认:“一个国家,象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他说的没错,只不过把经济驶向战争的轨道并非是“被迫”,而是希特勒有意识做出的决定。除非发动战争,否则这种“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经济是绝不可能支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的,更不可能真正造福于民。

举个例子说,因为“要大炮不要黄油”,纳粹当局极力压缩粮食和副食品进口。1929年,德国进口粮食182.9万吨,动物油脂12.5万吨,乳酪6.4万吨,蛋16.8万吨。到1939年,德国进口粮食126.8万吨,动物油脂4.2万吨,乳酪3.2万吨,蛋10.2万吨。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1939年纳粹当局对除蔬菜、土豆之外的一切食品都采用定量配给,并进一步压缩原有的粮食和副食品的消费定量。结果,德国居民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仅有343克,连矮小的日本人在半饥饿时的粮食定量(350-390克)都不如。

可见,“中国奇迹”和“德国复兴”都是一种畸形的繁荣,一种扭曲的发展,用专家的话讲,都是建立在“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的,因而最终都不可能真正地造福于民。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27/“中国奇迹”与“德国复兴”-259445.html

“不思考”与“听党的话”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七)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共产党和纳粹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
——题记

(接上文:《“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天安门自焚”伪案》

凡是看过著名纪录片《普通的法西斯》的人,无不对德国民众当年对希特勒的狂热崇拜印象至深。

影片把我们带到了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大会,只见庄严巍峨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旗,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着一个黑色“�”字,十分醒目。一只巨型普鲁士雄鹰雕像,高高地悬在纳粹党旗的上端,桀骜不驯,睥睨一切。广场四周强烈的探照灯光柱,将整个夜空照射得如同白昼。数十万群众和军队聚集在广场,举旗列队,高举火炬,忘情地呼喊着,高唱着,向着主席台上那个大独裁者欢呼致敬,如醉如狂。

希特勒歇斯底里般的演讲更是让台下的群众愈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德意志民族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德意志的未来要靠我们的人民!只能靠我们的人民!德意志人民,神圣的德意志人民,必须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冷静、勇敢来克服一切困难!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前进,我们的民族才能振兴!”这极富煽动性的语言,让在场的几乎每个德国人都激动得浑身颤抖,无一不为自己有幸是最优秀的民族中的一份子而感到万分自豪,为拥有希特勒这样最伟大的领袖而感到幸福无比,为德意志即将成为最强大的帝国而感到兴奋不已。

这种对希特勒的盲目的疯狂崇拜,堪称是第三帝国时代德国民众精神世界的缩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过反复不断的洗脑,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那时已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思考能力和独立意识,完全认同了希特勒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救星;完全认同了纳粹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完全接受了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振兴”,“为了日耳曼民族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并消灭”;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诸如“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罪恶”等等所赋予的新的解释。总之,他们的头脑已经完全被希特勒宣扬的“民族社会主义”填满,除了这种思想,几乎再没有别的任何思想。

这种精神上的高度纳粹化,不仅是纳粹对德国人民反复进行洗脑,实施精神控制的结果,更是其目的所在。希特勒曾明言,“士兵不要思想,有领袖替他们思想。”“民众不思考就是政府的福气。”在他眼里,“群众是守旧和懒惰的,他们不喜欢看书,也不喜欢思考”。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想法,是需要被灌输、被引导、被宣传、被塑造,才能正确地加以表达。所以,封锁信息管制文化也好,控制舆论打压异见也好,编造谎言蒙骗民众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民众“不思考”,让“领袖替他们思想”,从而控制他们的精神。

纳粹政权对德国民众的这种精神控制贯穿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体现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中。

1935年颁发的《教师手册》中规定:数学教学要以“国家政治教育”为己任。在孩子们的书中,数学题是这样表述的:“建设一个精神病医院需要600万马克,建设一所居民住宅需要1.5万马克,请问,600万马克可以建设多少居民住宅?”还有,“一架夜间战斗机能运载1,800颗燃烧弹,若以时速250公里、每秒投掷一枚炸弹的速度飞行,请问,所投炸弹将覆盖多长距离?”纳粹主义就是要用这样的数学题目向孩子们说明,那些“没有生命价值的生命”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多少损失;对那些阻碍第三帝国统治世界的国家应该如何严惩。

1932年,已经成为纳粹党首领的希特勒曾踌躇满志地宣称:“民族社会主义塑造了一个包括儿童和老人的群体,没有人能够使这部德国生活的庞大交响曲沉默”。纳粹德国弗兰哥尼尔省的头目尤利乌斯・斯托莱切也曾洋洋自得地说:“如果在天平两端,一端是所有大学教授的脑子,一端是我们元首的脑子,你们觉得天平会偏向那一边?”不言而喻,在纳粹当权的时代,天平自然是偏向希特勒。这就是精神控制的神效。

精神控制也是共产党所看重和擅长的统治伎俩。为了让民众“听党的话,跟党走”,他们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民众进行信息封锁,禁止他们接触不同的思想观点和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从小起就长年累月地给民众灌输自己的“党文化”。更为卑鄙和可怕的是,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洗脑完全是凭借着暴力强制进行的。你顺从它,你就能平安无事,加官晋爵,甚至包包二奶、收收贿赂,“党妈妈”也可以眼开眼闭,因为你“政治正确”了。反之,如果你胆敢抵制它,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你的麻烦就大了,轻则整得你死去活来,重则让你家破人亡、死于非命。

在共产党阵营中,相比较而言,中共对洗脑的看重和洗脑的伎俩,显然要高出他人一筹。

1949年建政后,中共为确立极权统治,取得在精神领域的控制权,马不停蹄地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洗脑”运动,即思想改造运动。林辉先生的《中共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洗脑”》一文,对这场“洗脑”运动的来龙去脉,做了详细的介绍。

文中写道:“当时留在大陆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归来的知识份子,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更有着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而这些不仅与中共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而且是中共一党专制所不能容忍的。

“‘思想改造’,顾名思义就是将不正确的思想‘归正’,而其手段就是在不断加强个人负罪感和羞耻感的同时把个人纳入一系列恐怖的心理历程,具体方式就是疲劳战术,会议仪式和群体压力等。中共的‘洗脑’不是简单的洗澡,它不仅要在身体上达到控制的目的,更要达到对精神上的控制。

“在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启动前,由周恩来亲自示范,在北大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体验,阐释知识份子为什么需要改造。身为总理的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公开解剖自己,让知识份子深受感动,他们也学着向党‘交心’。

“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共对于‘思想改造’的方法早已谙熟在心。他们将改造分成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进行自由讨论;第二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加强,个人面临着集体的压力并唯恐自己被运动拒之门外。不管参加者是否愿意,都要努力挖掘自身缺点并接受别人的斗争,并很快会因为感到羞耻而低头认罪。这时该人已经可以通过认罪悔过和自我批判来接受心灵净化了。

“第三阶段是服从和新生。经过净化的这个人,觉得只有听从党的权威才可以获得解脱,因此完全依靠了党。而党的目标正是改造这些人的奋斗目标和思想观念,让党在其思想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改造从最初的‘和风细雨’也慢慢转变为‘疾风暴雨’。在这场所谓的思想改造中,曾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识份子或真心地、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改造,有些甚至写出了情真意切的检讨书。

“从1951年12月开始,《人民日报》在显要版面开设专栏:《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连续推出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检讨文章。如金岳霖的《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朱光潜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等等。

“其它报章也纷纷跟进。曾独具个性、敢于向毛泽东要‘雅量’的梁漱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其长文,题目即叫《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真心地悔过,并决定‘今后政治上讲一切听从中共领导’。还有潘光旦、费孝通、吴宓等大知识份子都对自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通过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知识份子接受了效忠的应该是中共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知识份子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中共初步加强了对知识份子思想上的控制。一些秉承‘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份子则选择了自杀或者逃离大陆。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这一改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此后的中共并没有放过那些知识份子,随后掀起了对知识份子更大的摧残运动‘反右’。”

毛时代结束后,中共仍然没有放松对国民的精神控制。1999年7月,由中共新一代党魁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共产党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进行全民洗脑和精神控制的一个突出典型。

这场迫害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扼杀法轮功修炼者的精神信仰,将江泽民的邪恶思想无条件地强加给全中国人民。在这场充满恐怖的迫害中,不仅法轮功学员,包括全中国人民在内,都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人们只允许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全盘接受它的思想。

凡真心修炼法轮功者,无一不身心受益,现在要叫他们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当然不会答应。为了逼迫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就范,江氏集团兽性大发,疯狂施暴,为此使尽了各种手段,堪称是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之大成。

早在镇压前夜,江本人就叫嚣“灭掉!灭掉!(注:指法轮功)”、“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在镇压中,恶警们更是狂喊“不转化就叫你生不如死!”一时间,神州大地,充满了恐怖,到处是血雨腥风。谁敢不听他们的,轻则遭受这样那样的处分,断送前程,重则坐牢受刑,家破人亡。强权暴行之下,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一位受害者说,“我是在劳教所里受过迫害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亲身经历了被官方媒体美化为‘春风化雨’的所谓‘转化’工作的黑幕。有关这方面的暴行海外媒体已做了广泛的报道,我不想再做重复。我只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呆过的那个劳教所,有位博士,某大学的一位教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明显受益,深知官方所说的一切都是造谣,坚决不肯‘转化’,为了迫使他屈服,狱警强迫他一个人在盛夏的烈日下挑粪。但他仍不屈服,于是他们就不断的加码,直到把他腿都挑瘸了,还不放过他,继续折磨。可是他仍不为所动。接着,狱警又换了更恶毒的一招,不让他睡觉,用‘车轮战’折磨他。可他还是不屈服。最后,狱警狗急跳墙,把他拖到屋里,两只手臂各绑在一只椅子上,然后由七八个狱警按住他,领头的狱警面对他而坐,两条腿翘在办公桌上,恶狠狠的说,‘今天我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制不了你!转不转化?’眼见这位法轮功学员对他的话未予理睬,一个狱警拿着电警棍上来,对着他身上的敏感部位就是一阵乱捅。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随之传到了屋外,这惨叫声至今仍烙印在我的心里。”

在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同时,江氏集团还采用历次政治运动惯用的手段,大搞什么集体收看、全民表态、万人签字等,逼迫全国人民接受它们的思想,跟着它们共同犯罪。谁敢不支持它们的所作所为,谁敢对法轮功表示同情、支持,谁就会因此倒霉。

如果希特勒起死回生,想必也会竖起大拇指对江泽民说一声:“佩服!”

常言道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何况人的头脑呢?然而,纳粹和共产党却容不下任何人有不同于自己的想法,硬要强迫全体国民都按他们制定的统一标准思想,成为唯其旨意是从的精神奴隶和驯服工具。剥夺了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之后,他们还要剥夺人民独立思考的权利,控制了人民的言行之后,他们还要控制人民的信仰和精神,可见其胃口之大,霸道之至!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6/26/“不思考”与“听党的话”-259402.html

2012年6月19日星期二

“波兰是和平的敌人”与“天安门自焚”伪案

—— 漫话共产党和纳粹(六)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六月十九日】按照共产党和纳粹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题记

(接上文:《“第三帝国的语言”与共产党的“党话”》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为了制造进攻波兰的借口,在戈培尔的直接指挥下,纳粹宣传媒体采用各种手段千方百计营造波兰即将对德国发动进攻的虚假氛围,甚至不惜进行贼喊捉贼,恶人先告状的拙劣表演,以煽动德国人民行动起来保卫家园。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随着希特勒发动战争日期的临近,纳粹德国的谎言宣传攻势更是达到了高峰。当时,波兰要进攻德国的各种消息充斥着德国大小报刊的版面,而且似乎有根有据。如《柏林日报》上讲“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边缘”。《十二点钟报》更是煞有介事地说,波兰人对3架德国民用飞机进行了攻击。8月27口,《人民观察家报》使用了—条特大通栏标题:“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之中,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而事实上,正是恶意进攻波兰的纳粹德国早已作好了战争准备。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象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为此,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讥讽戈培尔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价值相当于比利时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事件中遇害的犹太人估计有91名,大约3万名16岁至60岁的犹太男子在自己家里被捕,送往达豪、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可是事件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

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从纳粹宣传部长嘴里吐出的这句名言再明白不过地表明,纳粹宣传的本质就是千方百计把谎言装扮成真理,从而蒙骗民众。戈培尔还说过,“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象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道,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象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戈培尔成功地蒙骗了许多德国人。1940年8月31日,一位护士就问在医院就诊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制造与散布谎言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

1989年12月,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迟浩田访美,在国防大学演说时,面对听众关于“六四”的提问,迟浩田竟当众表示:“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

此言一出,群情哗然。

事隔四年,2003年的春天,被瞒报许久的SARS已在中国大面积扩散,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就在这种十分危急的情况下,4月3日,时任中国卫生部长的张文康竟然仍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的宣称,SARS在中国已经得到了控制,“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但几天后的4月19日,北京301医院蒋彦永大夫向媒体提供的证词即爆出真情:到4月3号为止,单是北京309医院就已经接收了60个感染SARS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6人死亡,大大超过了张文康公布的数字。

消息公开后,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张文康因此被舆论冠名为“谎言部长”。

在中共历史上,如此说谎者迟浩田和张文康显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翻阅中共从起家到今天的近百年历史,可以说它是无时不撒谎,无事不撒谎,谎言多得俯拾即是,撒谎成性到了极致。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谎言史。

比如,抗日战争明明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下取胜的,中共却编造谎言说是在它一手领导下取胜的;蒋介石和国民党明明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却造谣说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抗日”;明明是金日成先发动战争打到李承晚那边去的,毛泽东却胡说“美帝野心狼妄图吞灭我安东(现在的丹东)和东北三省,亡我之心不死,朝鲜金日成已受到李承晚的袭击”;“大饥荒”明明是中共一手导致的人祸,中共却蒙骗世人说是“自然灾害”;“文革”明明是中共党内的一场权力斗争,毛泽东却谎称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六四”明明是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却污蔑它是“反革命暴乱”。

中共自编自导、精心策划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案”,更是其谎言史上的登峰造极之作!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式根本就不象法轮功学员。镜头前, 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俩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著名学者陈奎德先生曾对同样热衷和擅长说谎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做过一番精辟透彻的对比,他在为《红朝谎言录》所做的序中说,“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都是靠暴力和谎言来维系(即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仔细深究,共产主义那一套更精致、更伪善,甚至常常还‘敢于’诉诸道德情感。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有史以来虚伪到了顶峰的意识形态。换言之,共产主义所依赖的,是一套精雕细刻的谎言体系,而法西斯主义的话语脉络,则粗糙得多,也不成体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共产政权对谎言的依赖,甚至超过了其对暴力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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