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29日星期二

“两人聚会”与“嘴上封条”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到底有多严酷,我们从最近发生的两个案例可见一斑。

“两人聚会”

据明慧网五月十八日报道,今年五月五日,在昆明微量元素检测中心做会计的蔡文慧,到原新华社云南分社下属新华广告公司职员王汇真的家里做客。不料遭到当地警察绑架,警察给出的理由甚为荒唐,说她俩是“法轮功聚会”。

稍通文理的人都明白,两个人在一起是称不上聚会的。一般人所说的聚会,如老乡聚会或同学聚会,少说也要有个七八十几个人才能称得上聚会,只有两个人,哪来的聚会?用聚会作为抓捕的理由,显然是恶意栽赃。

很多中国人可能还不大清楚,中共对法轮功迫害十三年来,曾有一个邪恶的规定:只要有三个法轮功学员在一起,就会被定为“聚会”。这当然出乎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三个人在一起就算聚会,那么有着共同信仰或者共同爱好的人在一起时,算不算聚会?中共大小开个会议,动辄数千人参加,算不算聚会?显然,中共如此苛刻地对待法轮功学员,充份暴露出它的邪恶与无耻。

三个人在一起就算聚会已经够荒唐的了,可现在昆明警方竟然对两个人在一起就用聚会作为绑架的罪名,这不只是一个贻笑大方的可悲事件,更说明中共爪牙在执行中共的邪恶政策时已经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嘴上封条”

最近明慧网还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例,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唐山公安局开平分局、开平派出所、税东派出所从李文东家中把他绑架到第一看守所。李文东抗议无理关押迫害,高喊“法轮大法好”,却被恶警用胶条把嘴封上,还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关进小号。

“嘴上封条”确实是一件很难让人想象的事。古往今来,谁听说过给人嘴巴上封条的事?给法轮功学员嘴上封条,看来也只有中共能做的出来。

其实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用胶条封他们的嘴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例如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北涞水县委书记李老铁、县长王慧欣、秘书长李增泉、公安局纪检书记刘耀华、法院副院长崔纪坤等人,出席在文化广场非法召开的所谓公判大会。二十八位法轮功学员脖子上挂着麻绳,戴着手铐被劫持到现场,而且他们的嘴巴上还都贴上了胶条。

为什么要将他们的嘴巴贴上胶条?显然,真正心虚的正是这些中共恶徒。他们怕法轮功学员喊出事实真相,才作出如此泯灭人性的丑事来。

我国历史上有“道路以目”的典故,说的是周朝的周厉王,把山川林泽全部收为己有,加重税负致民不聊生。邵公告诉他:老百姓已经受不了啦。结果周厉王就让秘密警察监听那些对朝廷有不同政见的人,凡经他们指认为反叛或诽谤的人,即行下狱处决。这样一来,老百姓相互见面,都不敢搭腔;路上见面,只能以目示意。周厉王说:我终于使诽谤停止了。邵公劝诫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堵人民的嘴,比堵住河流的危害还大。河一旦决口,要造成灭顶之灾;人民的嘴被堵住了,带来的危害远甚于河水)。

周厉王不听劝告,仍然一意孤行,实行暴政。举国上下当时也都是敢怒不敢言。可是三年后,平民们最终不堪忍受,自发地组合起来攻入王宫,把暴君放逐到一个叫彘(今属山西)的地方。

如今的中共与当年的周厉王何其相似!两个人在一起就算聚会,喊句法轮大法好,嘴上就要被贴上胶条。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言论的限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然而,今天的法轮功学员并没有被中共的淫威吓倒,他们正在全面地向世人讲清中共的罪恶,中共遭清算、被解体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25/“两人聚会”与“嘴上封条”-258069.html

从谎言欺骗中醒来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共长期以来封锁消息,肆意篡改和歪曲历史,不让人民知道真相,使人民生活在谎言与欺骗之中。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的最大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然而一个生活在谎言和蒙蔽之中的民族,一个被愚昧的民族,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们不应该永远被谎言欺骗下去,中国迫切需要觉醒!下面就举些例子,看我们以前是如何受骗的:

中共夺权初始一直宣传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其实情况正好相反,美国是对中国欺侮最少的大国,不仅退还庚子赔款,还允许中国人去美国留学。各列强大多在中国都占有租界,而唯独美国没有。8年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要比苏联的援助多得多。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必然要灭亡。而共产主义这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永葆美妙的青春。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不仅共产主义没搞成,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体系也只搞了70年就自行解体了。而欧美的资本主义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了,目前仍没看到要灭亡的迹象,相反却仍在发展当中。

从50年代初就一直宣传苏联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中苏友谊牢不可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然而事实正相反,苏联是从中国拿走领土最多的国家,早在1950年苏联就逼迫中国政府把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使其成为他的附庸国,中国一下就失去155万平方公里领土。此外又在中国的旅顺、大连建立军港,同时又霸占中国东北的铁路管理权。三年困难时期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最后中苏关系破裂,彻底暴露其社会帝国主义的本质。1999年江泽民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将中俄边界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又划给了俄罗斯。

中共一再宣称中国是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但1949年“建国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至今未能落实。在公民选举权方面,中国既未与国际接轨,也未实现建国共识中的民主承诺,人民当家作主何以体现?(详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38页《改革的可持续性决定执政的可持续性》一文)

中共一再声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然而事实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世界银行指出,中国贫困人口数在国际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印度。(资料来源同上)有人生活是更加幸福了,那就是党政官员和暴发户,他们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领导人一再宣称要依据国家宪法治国,但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并没有执行。宪法明文规定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实际上,这个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机关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自相矛盾的法令都是共产党决定的,没有经过广大人民讨论同意,怎么解释都很难使人信服。据说这就是“中国特色”,是唯一正确的最好制度。(详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第5页《五四精神,普世价值》一文。)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宣传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但这却是一个谎言,1935年遵义会议选举的中共党中央总书记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总书记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另外,对“西安事变”长期流传的说法是毛泽东英明决策和平解决,这也是歪曲历史的说法,当时毛泽东是主张“审蒋”和“除蒋”的,而张闻天则是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详见【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46页《三大历史关口的张闻天》一文。

过去一直大肆宣传长征,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胜利到达延安。并宣称:长征是宣言书、播种机、宣传队。而事实却是: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正值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却在江西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武装割据,公然分裂国家,在五次被围剿中失败,被迫开始溃逃,从1934年开始长征,三十四万之众1936年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三万人马。

关于韩战中“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谎言:中共、朝鲜、苏联一直指控美国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并在全世界广为宣传,事实上这完全是没有事实根据的骗局。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内部即开始秘密调查关于“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真实来源和来龙去脉,并于5月得出这一指控是伪造的结论。并通知中共和朝鲜立即停止这一伪造证据、诬陷指控的活动。但由于苏联政府一直没有对此作出声明,中共和朝鲜也没有对自己的人民说明真相,所以广大世界人民仍被蒙在鼓里,直到1998年1月,日本《产经新闻》刊登了来自苏联政府总统档案馆的12份文件,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内部1953年4月期间对“美国在韩战中使用细菌武器”这一指控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此事实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联饿、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是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这在中国知识界已是无人不知,各种史书、史论无不秉持此说,这已成定论。可是有谁会想到这却是一种讹传。史界和学界将“三大政策”确立为“新三民主义”,其权威根据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论述。毛泽东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笔者仔细查阅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字里行间没有发现对三民主义作出过新、旧界分与解释,更无声明这个宣言是新三民主义,在此之前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孙中山或国民党有没有提出过“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遗憾的是在《孙中山全集》、在《宣言》以及国民党的文献中同样查无实据。既然孙中山未曾提出过所谓“三大政策”,那么以三大政策为标志的“新三民主义”也子虚乌有。(详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12期55页《“新三民主义”是一种讹传》一文)

1959年到1961年中国经历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几千万人。过去对此一直封锁消息,不让人民知道真相,并把造成大饥荒的原因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这纯属谎言。首先,是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导致了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造成大饥荒的原因是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1958年、1959年、1960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但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另外,中共领导人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就坦诚的承认: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当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详细情况见【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5期的《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一文)

五七年反右时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全国人民要坚决进行反击。而实际情况却是共产党叫知识份子帮助党整风,给党提意见,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叫人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者足戒,并一再说:绝不秋后算账!可是给党提意见后,都成了“右派”言论,成了恶毒攻击党的“罪证”,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还说这是“阳谋”,叫“引蛇出洞”。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年—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可是,根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实际全国划右派总数是314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这些人都成了专政的对象而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详见【炎黄春秋】2009年第2期第10页《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一文)

长期以来一直宣传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32年驻守上海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就对强行进入中国管区的日军迎头痛击,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这就是有名的“上海事变”。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发生重要战役1171次,有二百多名少将以上的将军战死在抗日的主要战场,同时还牺牲了几百万士兵。共产党的军队主要是在农村打游击战,没有能力占领大城市。国民党不仅在国内与日军作战,还按照与同盟国的协议,组成中华民国远征军开赴印度和缅甸抗击日军。仁安羌大捷重挫日军,击败数倍于己的敌人,解救十倍于己的被困英军7000余人,中国远征军声威大震,闻名世界。抗日名将孙立人立下了卓绝的功勋,中国蒋介石授予他四等云摩勋章,美国罗斯福总统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凭一次战斗而获三国元首同时授勋,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莫大殊荣。在和美军并肩作战打通中缅公路的系列战斗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由于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这一国际战场上所展示的英勇善战和取得的辉煌战果,也为蒋介石挣足了面子,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而使贫弱的中国居然也能在战后雄视阔步的登上世界“四强”宝座,当仁不让的获得联合国“五常”席位,其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都是深远的。(详见【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抗日名将孙立人》一文。)

文革时中国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却还一再宣扬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

中共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承诺自己是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执政党,却坚持实为一党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实际是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体制。

1959年卢山会议上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其实是他敢讲真话,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搞得民不聊生,因此获罪,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八九年“六・四”事件中,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向全世界宣布:“没开一枪,没杀一人。”事实究竟如何?当事人清楚,北京人清楚,全国人民心里也明白。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发表正式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辞。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中国人头脑中被灌输一种观念:“政府说的就是对的,党说的就是对的。”其实不然,有许多事情他们说的则多是谎言,从上述事例即可明鉴。其实中共谎言到处可见,人们也都习以为常而随声附和。但是,人不能总在谎言中生活,更不能永远被欺骗。人应该有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头脑思维,不能总被别人欺骗,希望中国人尽快从谎言欺骗中醒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29/从谎言欺骗中醒来-258164.html

2012年5月18日星期五

迫害法轮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将近十三年了。十三年来,这场邪恶的迫害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带来严重的后果,它不但彻底破坏了国家的法制,也使中国的社会道德全面沦丧,旷日持久的迫害,造成国家的资财被大量耗费,远远超过一般战争的费用。

法轮功在中国有为数众多的修炼者,至一九九九年就有上亿人修炼。为了达到迅速消灭法轮功的目的,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流氓集团全面启动国家机器进行残酷的镇压。在一九九九~二零零二年这两年多时间镇压达到了高峰时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建立了一整套针对法轮功的迫害系统、扩建拘留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等,同时加大其绝对控制的媒体作造假宣传,煽动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仇视法轮功。所有这一切必须靠巨大的经济支出来维持迫害,一名国务院财政部官员明确说到:“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了钱,镇压就维持不下去。”

十三年来,为了维持这种残酷的迫害,中共流氓集团投入了大量的国家资源,费用越来越高。据二零一二年三月六日《中国实时报》报导,今年的国内安全开支将连续第三年超过军费。五日,人大开幕期间公布数字,二零一二年用于警察、民兵、法院、监狱和其它“公共安全”项目的预算将增加11.5%,至人民币七千多亿元。事实上,迫害法轮功的费用也高达国家财力的四分之一。现在,虽然迫害法轮功的费用有所下降,但仍然给国家财政、百姓带来巨大的负担。单单以迫害法轮功为主要任务的政法委的年公开维稳费用七千多亿,这是人们能看得见的。而与迫害相关的其它方面动用的资源和损失,根本看不见也无法统计。我们难以想象,要维持这样一场规模浩大、已经持续了十三年的迫害,对国家的国库、人力、社会整体资源的耗费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在中共邪党的斗争史上,它要打倒谁,往往谁是很难挺得住的。然而,中共这次失算了,它低估了“真善忍”的力量。面对长时间疯狂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大善大忍之心、以血肉之躯在坚强抵挡着中共操控的整部国家机器邪恶的攻击,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世人讲叙着法轮功真相。迫害时间越长,中共耗资越大,这就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财政所能够支撑的。由于迫害,中共流氓政府经济出现巨额赤字、所以只好大量印刷钞票来缓解这几年造成的通货膨胀。为了缓解危机,十多年中共一直想方设法引进外资给自己输血,到百姓乃至海外去圈钱。这些年中国的外资投入与出口创汇,这其中很大一部份钱都被中共用在了迫害法轮功上。中共的经济看似繁荣,实际上搞得是泡沫经济说垮就垮。

其实任何一个正常社会,主流都是抑恶扬善的。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数据显示,法轮功修炼者为七、八千万(实际数字大约为一亿)。这些民众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大大改善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医疗费,而且,法轮功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法理,严格修心、不计个人得失、舍己为人、先他后我。在生活中遇到矛盾时,法轮功学员都会向内找自己的原因,提高自己。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信仰团体与中共的“假恶暴”本质形成鲜明对比,是当时中国社会一股强大的稳定力量、是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石。

当中共逆天而行、丧心病狂的去打击这一大群好人的时候,其必然会放纵人性恶的一面。试想一下当信仰“真、善、忍”成为罪过的时候,谁还会愿意去做好人?而一个不允许“真善忍”存在的政权,会把整个社会的道德引向何方?为了迫害法轮功,中共有意放纵各级各部门官员迫害的恶行,以此作为向上爬的政治资本,并与经济利益挂钩。鼓励全社会向钱看齐,从而违背良知漠视对“真善忍”的打压。许多人听信邪党谎言,直接对迫害推波助澜,从而把自己置身于与佛法为敌的危险境地。在高压下面,不少中国人因为对中共邪恶政权的恐惧,才选择了沉默,不敢于公开谴责中共邪党。在这种心灵被扭曲、良知被扼杀的情况下,人际关系的紧张、道德的急速沦丧是不可避免的。当毒奶粉、毒胶囊、地沟油的出现、当十八个路人对于小悦悦的冷漠……中共迫害法轮功,最终导致全国官场彻底的贪污腐败;导致整个社会正气也越来越少,歪风盛行;导致社会道德一日千里的下滑,一步一步的走向罪恶的深渊……

十三年来,中共对“真、善、忍”的迫害,直接摧毁了人性最善良的一面,对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已成为事实,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这种因为迫害法轮功所产生、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等方方面面的恶果,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共维稳投入的费用越多,不稳定的因素就产生的越多。如今,中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一触即发,随时都有灭亡的可能。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8/迫害法轮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257682.html

我所经历的中共恐怖教育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我是一九六三年生人,出生五十六天就上了幼儿园。从记事儿起,阿姨就教小朋友们要爱“毛魔”(毛泽东),每天吃饭、睡觉前,都要对他的像行礼、背语录。

有一天,阿姨把我们带到幼儿园门前的马路边(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公园北侧),让我们坐马路边牙子上等着看热闹。我左顾右盼,等啊等,终于听到阿姨们喊:“来了,来了。”只见一行车队出现了,大喇叭哇哇的叫着,不懂得喊的是啥。阿姨说:“快看车上。”于是我看到了恐怖的场面:

每辆敞篷车上都站了好多人,最前面的那个人嘴被铁丝勒着,脑后插个牌子,上面有被打了大红叉的字,头被两边的人使劲的按着,表情很痛苦。阿姨说这些人是去被执行枪毙的。我回家问妈妈,枪毙是啥?妈妈说就是用枪把人打死了。那时不懂得死是件可怕的事,但是那个恐怖的场面深深的留在了记忆中。

因为我胆儿小,妈妈就经常跟我说:“叫人打死,不叫人吓死。”可是没起什么作用,因为上学后,学的课本中,看到的读物中尽是坏人,不听党的话的就杀。记得一次考试时,有一位学习好的女生答错了一道应用题,老师非常奇怪,因为这道题没有几个学生答错呀,于是老师找到这位女生,问是怎么回事?女生严肃的说:“老师,这道题是计算地主应收租的数量,计算结果有小数点,我就进位了。因为这是应用题,老师您想,地主是剥削阶级,能不剥削农民吗?”于是老师给了女生满分,给别的学生扣了分。从那时起,我便讨厌了政治课,因为我们的仇恨几乎来自于中共的政治,而仇恨和恐怖是亲兄弟。

一九七六年时,中央的人相继死去,有人说:“毛某某要没了,我们就完了。”当毛某某死时,我天天害怕。一位阿姨笑着告诉我:“谁死了地球都照转。”

后来我幸运的成为了一名法轮大法弟子,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真、善、忍”才是衡量好、坏人的标准。家人都说:“学了法轮功,你的胆子变大了。”是啊,摆脱了中共恐怖的人,就是这样的。中共搞恐怖的目的,是想永远把百姓捆在它身上。

当听到有人说“没了共产党,中国怎么办?”时,我就会想起毛魔死时我闹的笑话。中共是即将被宇宙清除的垃圾,它的武器、军队再多也不是强大,因为它在战天斗地的战争中,没有一次打赢的。和中共捆在一起的人,会在天灭中共时成为中共的陪葬品。愿您能战胜恐怖,退出中共的组织,摆脱中共的束缚,为自己和家人铺一条通向未来的路。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7/我所经历的中共恐怖教育-257602.html

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七)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七日】(接前文《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六)》)

六、政法委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几条小机驳船闻讯而来,但他们对呼救中的人们视而不见,却对浮在水面的货物“情有独钟”。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了一段惨烈的画面: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一个、两个、三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十五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钟后小悦悦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边,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十年前,二十年前,面对道德的下滑,中共给了人们一个托辞,就是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起来。但是,从上面的两个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并没有因为中共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工为代价的所谓高速经济增长而好起来。相反,变得更加没有人性了。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Has China Lost Soul?)”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这一切的发生,与政法委有莫大的关系。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把中国社会拖入了道德深渊。 江泽民祭起无神论的大棒,打击人们对神的信仰,扼杀民间自发的道德觉醒。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让人们仇视“真善忍”,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最根本原因。而政法委又不讲法律,用司法系统作工具迫害做好事的人,在中国社会,行恶有赏,为善有罚,是非完全颠倒。政法委把本来就脆弱的法制建设消灭在了萌芽状态,造成司法大倒退。

而政法委的头目又都是江系中的邪恶之徒,上梁不正下梁歪,土匪当公安,黑老大上公堂。一方面没有了来自神的和心灵上的约束,另一方面没有了来自完善的法律约束,这个社会的道德还怎么能够维护呢?

利用权力破坏道德

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礼崩乐坏的普遍现象,其根源必在社会的上层或社会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是礼乐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当制定者维护者的上层率先破坏或废弃“礼乐”,那这种“礼乐”的坍塌就会似多米诺骨牌向社会的中下层蔓延,直至底层的全线崩溃。

这种由“礼崩乐坏”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和法律失序,也必然促动社会的丛林化。

小悦悦事件使中国网民一片哗然,普遍认为中国的道德水平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不挽救其后果不堪设想,挽救道德势在必行!应该怎样挽救道德呢?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2011年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社科院等十多个部门,针对小悦悦事件,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那么,政法委能恢复道德吗?

广东佛山小悦悦刚刚离世,增城与东莞近日又发生两宗三岁幼童被辗毙的惨剧。香港《太阳报》10月26日刊发题为《可怜幼童连遭辗 幸福广东犹自夸》的评论文章指出,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惨剧发生在号称“幸福”的广东,无异是对当局的绝妙讽刺。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全省报纸不要曝光见死不救的新闻,只能刊登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一纸禁令,虽然能营造纸上的和谐,但怎能遮掩得了丑恶的社会现实?

广东“幸福”的只是那些贪官和权贵,无论是许宗衡,还是陈绍基、王华元,个个道德败坏,贪污成性。广东省委副书记陈绍基、纪委书记王华元和深圳市长许宗衡先后倒台,涉案金额个个数亿元,前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和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作为警界高层却贪赃枉法,为不法商人提供保护,换取黑金收入,连如此高层的警官都腐败。有“南霸天”之称的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前日在重庆一审宣判,法庭认定陈绍基受贿近三千万元人民币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公个人全部财产。 官方新华社报道,法院判决书指陈绍基在一九九二年二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索取及收受财物,共计二千九百五十九万五千多元。 中纪委作出通报:“道德败坏,生活糜烂。”

陈绍基曾任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广东省第十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陈绍基是九二年二月即刚任省公安厅厅长不久已开始贪腐,却在六年后的九八年升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掌握全省公检法大权,将贪腐分子委以一省执法大权,等同派只硕鼠看管粮仓。

陈绍基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陈绍基长年担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曾直接领导广东省“六一零”办公室(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命令或监督、操控、协助和教唆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洗脑迫害和打击,对中共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道德败坏之徒可以依靠政法委权力迫害道德高尚的好人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又会走向何方呢?

利用司法打击道德

政法委不止是漠视见死不救,对道德不作为,而且运用法律打击见义勇为者,用司法系统直接打击道德。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倒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怎么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后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据彭宇本人称,当时其在公共汽车站发现一名老太太跌倒,马上跑过去将其扶起并送其去医院检查。 据徐寿兰称,“我当时亲眼看到他撞到我的!”并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据目击证人陈二春先生称,老太太手里拎着保温瓶,向第三辆公交车跑去。她跑到第二辆车的车尾时,不知为什么就跌倒了。这时,他看到从第二辆车后门下车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然后自己也上前帮忙,并打电话叫老人的儿女过来,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徐老太神志清醒,还借了电话给她儿子和侄女打了电话,徐寿兰对他和彭宇连连感谢,还说“不会连累你们的”。但在第三次庭审上,陈二春先生的话被徐寿兰坚决否定。

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主审法官王浩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判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判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

事件最大的争议来自于一审法院的判定书,其判定大量的使用“常理”并不符合社会认识。一审判决书所用常理:“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由于法官所用之“常理”具有法律效力,将强制性的修正社会原来的常理认知。相关政府法律部门,也没有公开宣传一审“常理”不符合审理规则,表明杜绝此类“常理”。 彭宇案使社会认知到,做好事可能遭遇被一审“常理”甚至被二审终审“常理”的巨大威胁。 自此,一审法官所用之“常理”在逐步成为新的社会规范,社会道德风气剧烈滑坡。

为彭宇作证的陈先生在得知结果后激动地说“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果然,彭宇案发生后,全国一系列事件连续发生,路人目击了人倒地后,大家除了打120和110之外,没人敢碰一下倒地者。

2012年1月16日,《了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彭宇承认与老太碰撞 “彭宇案”不该被误读》。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了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徐寿兰(徐老太)经过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彭宇正从这辆车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

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是在提供真相吗?当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是:“ 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只不过是用谎言掩盖政法委导致的道德滑坡而已。

除了党有组织的干预,政府、人大、政协和官员个人对司法的干预现象更是泛滥成灾。大陆的政府、人大、政协都设有专管司法的副市长、副主任、副主席,这些人都有权对法院审判指手画脚,打个电话、批个条子都能让法院院长立马到他的衙门来汇报。这些对法律一窍不通的领导们的任何“指示”都会使法院审判“翻云覆雨”。所以,在中国大陆,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摊上官司,首先想到的不是找律师,而是找关系,法官们哀叹:案件一进法院门,原告被告都找人,律师法官靠边站,院长也得等等看。

即使法院院长也不敢轻易拍板,原因是谁也不敢说当事人会最终找来哪路神仙。要想长久保住自己的院长宝座,他就只能把案子压一压,“等等看”。

在这种情况下,案子超审限{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被告人被超期羁押,变成了大陆司法司空见惯的现象和无法克服的顽症。 破坏司法独立的最大的后果是法院判决公正性的丧失。据最保守的估计,大陆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的80%,刑事案件的50%都会遭到当事人上诉, 二审法院案件堆积如山。虽然有改判的指标限制(多么荒唐),改判率也高达30%。 有一位二审法官说,如果严格的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要求,恐怕90%的案件都要改判或发回重审!

这种司法不公正造就的社会不公,加剧了道德滑坡的速度,中国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今一理。均是利益、机会、制度的均。没有均,稳定是空中楼阁。

当今不公正的制度表现在社会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巨大差异上。而这一切,往往是制度和司法的不公平造成的!

政法委用法律杜绝了中国人见义勇为,逼着人们见死不救。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政法委鼓励的是谋财害命,花钱买命!

近年来媒体(包括中共地方小报)多次报导,中国劳教所很多被中共处死的死囚犯不是真正死囚犯本人而是替身,目前被处死囚犯中有相当数量的替身。这种情况在中国各省市劳教所中是公开秘密。中国各省市黑道和白道的人大多都知道此事。

一位被中国劳教所关押约五年的劳教者透露,在中国花大概10万到30万元人民币就可收买劳教所警察,找其他犯人替死。他说,那些替死的人大多是从社会上抓来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民工,其中相当部份是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

他说,打死法轮功学员上头不追究,致使很多罪恶从中产生,现在中国各劳教所中最容易被当作替死者就是法轮功学员。事实上,12年来,江泽民、罗干和周永康通过中央镇压法轮功的秘密组织610机构给全国各地主管公安局的政法委系统下令:打死法轮功学员不追究。这是中共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和政法委作为执法机构带头破坏法律,加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在贩卖器官巨大利益利诱下,发生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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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正如李和平律师所说:“法轮功的苦难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苦难,也是中国人的苦难”。近几年来,政法委把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模式延伸到社会其它方面,如对异见人士、信仰团体、维权律师和上访百姓任意抓捕、监控、抄家、没收财产等。警方控制下的“躲猫死”、“睡觉死”、“喝开水死”等非正常死亡也蔓延全国。这些事实都告诉人们,“以党代法”的政法委就是肆意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只要它存在一天,“依法治国”永远是一句空话。

政法委的存在,对中国社会和道德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政法委的滔天罪恶注定了它将被历史清算,让政法委从中国消失,造福的是每一个中国人。

(全文完)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7/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七)-257577.html

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六)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接前文

五、 现政法委的头目是江系中的首恶

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

江泽民掌权时代起,政法委书记高调成为政治局常委,一直延续至今。江知道政法委对其的重要性,所以用权位来拉拢政法委头目,政法委的头目也自然是江看得中,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江系的人。江泽民何其人也,有大量的事实评述,本文暂不细说。

那么这些政法委的头目都是怎样的人呢?那就是罗干、周永康,再到江看中,准备接周永康的班的薄熙来。

阴险毒辣的第一帮凶罗干

1998年-2007年,政法委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罗干兼任。

罗干是个极其阴险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由于罗干在中国大陆一直干着臭名昭著的前苏联克格勃的勾当,因此,这个刽子手的其人其事许多鲜为人知。 江泽民当政时,罗长期操纵着公安系统的另一套核心小组,这核心是两套运作系统,既独立又归属公安部管辖,权力很大,包括监视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的行踪和言论。

罗干是中共一名高级官员的儿子,曾在前苏联受教育,后来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革命组织的上层领导人,这个组织专门进行谋杀活动。文革后,罗混入中共政法部门,并且青云直上。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事件,他亲自策划了所谓的“暴徒焚烧坦克和军车的录相”,编造镇压学生的证据,使军队对学生的镇压合法化。1998年4月,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的政法委书记,使其具有了掌管政法委的权力。一个月之后,他又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使他拥有了掌管国家安全部的权限。

在江当权时,罗是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罗干为了能爬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位,一直在寻找机会讨好江泽民。当罗干觉察到江泽民容不下法轮功“真善忍”时,他马上认定这是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大好机会,于是,从1996年开始,罗干就不断的挑起迫害法轮功的事端,当他发现符合江泽民的胃口时,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直至挑起“四二五事件”。

据中共国务院机关的老人反映,罗干实在是无德无能,两面三刀,心狠手辣的无耻之辈。罗干有一个年轻的情妇,前些年罗干为了这个情妇曾经与结发妻子闹离婚,妻子不同意,后有中间人从中调解,把个做官的道理分析与他,这种事情一旦公开毕竟对名誉有损无益,为了个好看的面子,最终没有离婚,但夫妻双方达成协议,妻子不得干涉罗干与情妇之间的幽会,罗干也不得再提离婚之事。罗干就是这样一个无赖加流氓,可官运却是亨通,这也是江泽民政府腐败的使然。

前胡耀邦秘书林牧揭露:“罗干很会见风使舵,玩弄权术。以前跟着李鹏,后来背叛李鹏跟着江泽民。89年赵紫阳和温家宝去看望绝食的学生,罗干也跟去了,不知是何居心。64后他表示和赵紫阳划清界限,对赵紫阳反击。

这个人坏透了!根本不够人的资格,豺狼虎豹!多次派出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我、骚扰我。最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是2000年的时候,罗干到西安发号施令,布置如何镇压群众。他跟陕西省主要领导谈到如何对付我时说:对付这个人,你们不要去抓他的政治问题,如果抓他的政治问题,国际上就要造反,你们就抓他的经济问题,制造男女关系的绯闻。

对付一个70多岁的老人,用这种手段,可见这个人低劣到何种程度!是怎样一个品质恶劣、无耻下流的东西!真是无耻至极!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就用经济问题或者男女关系问题把你搞臭。他们的特务工作就是这么干的!实在可耻!罗干就是最卑劣的特务头子、反动头子、法西斯反动头子!”

罗干不但监控中共官员,为了谋取其政治资本和权力,还一直处心积虑对法轮功发起政治运动镇压,挑起矛盾,从而使政法系统渔翁得利,自己升官进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时代,罗干就在背地里另搞一套,到处煽风点火,鼓动极左势力与中央改革开放路线对着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几经曲折斗争,与罗干操纵的这班核心班子有着密切关系,当时中央对气功有明确的“三不”政策,对群众的各项气功活动较为宽松,但罗干对群众的各项活动仍是极为严密地控制着,派大批特工混入群众中,经常向中央呈送“阶级斗争动向”的报告,背地里怂恿中共宣传部有关部门、在舆论上批判“伪气功”。早些时候,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类气功,94年开始有较多的文章批判法轮功。

江泽民至少在1996年之前就已经知道法轮功,在罗干阴谋构陷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的过程中,江作为罗干的上司,一直默许他这样做,而且,在1999年“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后,江马上重用罗干担当镇压法轮功的主力干将。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由于报告中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令江泽民大为不悦,当即批示(大意):写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并把报告推给罗干。罗干心领神会,以“法轮功有国外政治背景”为由,不断制造事端,嫁祸法轮功。此事再次表明江泽民早已存心要镇压法轮功。

由于碍着中央的“三不”政策,对气功不便明目张胆地下手。罗干就让他的连襟何祚庥来写文章,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到99年天津事件时矛盾激烈程度达到公开化了。

据中共公安系统人士、全国人大某代表提供的消息,1999年下半年镇压之初,江泽民与罗干就“法轮功问题”进行过一次秘密谈话。随后不久,2000年,罗干到新疆等地巡回时,对镇压法轮功进行指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和“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此后,罗干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香港《开放杂志》在2001年4月报道,“然而‘自焚’的余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安全部自己承认:“天安门自焚事件”从策划酝酿阶段开始都是国安部根据罗干的指示安排的,自焚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国安部操纵监控之下。国安部对事情的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包括自焚后灭火的时间,救护车的准备,新闻报道的措辞和发布的时间都是多次秘密开会精心布置的。幕后操纵者是江泽民、罗干。参与策划“自焚事件”的一些国安人员,他们也知道法轮功会有平反的一天,他们知道江泽民、罗干心狠手辣会杀人灭口,已经把事件的过程写成报告和录音磁带交给亲戚保管,以备万一。

1999年7月20日后,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从1999年到2002年,他直接参与制定了对法轮功一步步升级的打压政策。罗在出席的多次会议上和讲话中直接要求全国的政法机关等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而且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督阵、“蹲点”。从2001年到2003年期间,罗干至少七次公开讲话,要求全国的政法系统,将法轮功列为第一位打击对象。自2000年9月起,罗干分别前往山东潍坊、武汉、江西南昌、吉林长春、安徽、辽宁、河南焦作、沈阳、黑龙江鸡西兴凯湖等地视察镇压情况,每到一地,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酷刑迫害包括致死案例都会骤增。

罗干利用政法委书记的职务和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的绝对权力,胁迫利诱全国党政机关 、公安政法系统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表彰”迫害凶犯,表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对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镇压,并高额奖励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在中国准备高层领导大换班的“十六大”前期,罗干为了得到江泽民的赏识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2002年罗干作为最后一名入选者进入由惯例7人增加至9人的政治局常委。美国CNN电视台资深中国事务评论员Willy Wo-Lap Lam对此评论说,“这位由东德训练的保守派由于他对法轮功和其他‘地下’组织的严厉打压得到了江的支持”。

心狠手毒的第一打手刘京

刘京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从1999年开始兼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是江泽民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并将迫害延伸到世界各国的最主要的策划和执行者。刘京长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日常“工作”,一切迫害的具体行动都经过刘京之手,所以刘京是实际执行江罗迫害政策的第一人,是迫害法轮功的“第一打手”,因此,虽然刘京职位不高,却成了迫害法轮功的四大元凶之一。

如果深查一下刘京的文革表现,善良的人们会吃惊地发现:这位六十岁左右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文革中便是煽动所谓的“阶级仇恨”,把数百名无辜的师生打成“右派”、“游鱼”的心狠手毒的有中共高干背景的青年法西斯。在刘京的主持下,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辩论会上大肆吹捧“对联”,叫嚣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实行“阶级斗争,”“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谭力夫的讲话很快被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数百万份,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提倡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来用。 其严重后果是:全国各地至少上万人在“血统论”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仅首都一地,在红八月中便被活活打死1772人之多!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刘京的手上在文革中便是血迹斑斑的。

更有甚者,刘京和“血统论”的主要倡导者谭力夫一起,公开贴出大字报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写进中共的党章法律。1966年文革开始,刘京是北京工业大学三系的学生。仗着高干子弟的背景,他很早便被工大党委发展成为学生党员。然而,刘京和他同样有高干背景的同系同学谭力夫一样,在政治上都早已经是野心勃勃的了。1966年8月12日,刘、谭两人贴出一张提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要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换句话说,要把“血统论”写进党章和法律中。

刘京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曾任昆明市市长,也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京和江泽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早在刘京担任昆明市市长时,曾庆红就请他利用任中国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时和邓朴方的关系找邓朴方谈话协助倒杨。因此,刘京是参与江泽民搞倒杨尚昆、杨白冰行动的重要人物。在江泽民和曾庆红整倒“杨家将”(杨尚昆、杨白冰)的“战役”中,向邓朴方传递谣言,大谈“杨家将”的危险,从而影响邓小平,为江保住总书记之位立下“汗马功劳”。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刘京后来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期间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为江保住总书记之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京,被江泽民、曾庆红选中送入中共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并任“610办公室”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迫害法轮功的“第一打手”、四大元凶之一。

在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连续几年的时间中,刘京一方面直接推广并执行江泽民、罗干的迫害命令,指挥全国迫害,包括:下达开枪令,大规模抓捕、虐杀法轮功学员,推动、教唆给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等方式等。另一方面在国际人权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场合,散播对法轮功的污蔑等不实之词,为迫害法轮功辩解,将广泛存在的人权迫害进行粉饰。

经调查,刘京作为“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几年中不断亲自到各地指挥迫害,下达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刘京每到一处,迫害都会升级,死亡案例也不断上升。例如,2002年2月中国新年前夕,刘京亲自到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召开会议部署迫害法轮功,下达了对法轮功“彻底铲除”、“可以开枪打死”等命令,随后,长春市、黑龙江省密山市及辽宁省鞍山市相继出现枪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2002年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八个频道播出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江泽民下达“杀无赦”的密令,刘京亲赴长春蹲点,指挥长春地区出动6千余名警察,绑架5千余名法轮功学员,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

刘京参与直接部署和指挥省一级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集中转化,曾多次往返国际上恶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指挥修建造价1千万元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马三家劳教所曾用精神和肉体酷刑折磨,仅至2004年底,就使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死亡,七名精神失常,四名残废,两名被迫害成了植物人。马三家劳教所还曾经把18名法轮功女学员脱光衣服,扔到男牢房里。

刘京因其在打压法轮功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后,刘不但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而且升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刘京本人因作恶多端,造谣众多,现已患喉癌晚期。

邪恶贪婪的第一元凶周永康

周永康, 生于1942年12月,江苏省无锡人。历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中国公安部部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书记、中共政治局常委等职。 海外媒体揭露,周永康的升迁主要是靠早期的行贿和后期江泽民的提拔。

周永康一直和前妻的关系不好,他常在太太面前表现自己“忘我工作”,实际上却在实业宾馆多次奸污女工作人员,一次在四川省人代会期间,周永康在酒店公开召妓。后来前妻在一场离奇车祸中死亡(知情人士透露说是周永康谋杀),不久后周永康便娶了江泽民的侄女。

周永康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人都称他是个大流氓,他常常自我吹嘘是江泽民的亲戚,“中央派我来的”、“我是江主席身边的人”。 追查国际资料显示,周永康于1999年12月至2002年12月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极力推动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周永康被川人私下叫“人权杀手”。他在四川的几年中,使得四川这个拥有近亿人口的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他不但多次在四川省重大场合强调加强对法轮功的打击和诽谤宣传,还对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安部门与个人进行奖励,并曾直接参与实施某些单位的具体迫害。

周永康授权、监督和批准使用诸如谋杀、酷刑和失踪等手段恐吓和消除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叫嚣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 周永康凭着迫害法轮功,用鲜血为自己铺平了升官之路。

周永康在具体推行和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上可谓尽心竭力。周永康的趋炎附势、冷血、贪婪、好色和心狠手辣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拍即合。2003年3月,周被任命为国务委员,继续兼任公安部长、武警部队第一政委。

香港《争鸣》曾报导,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曾明确反对周永康任公安部长一职,指出,公安工作有其特殊性,周永康是难以胜任。但江泽民却力挺周永康,说周永康在大企业、中央部委工作过,担任公安部长不会有压力,可以放开工作,带进新思维。

周永康无任何公安工作背景,但因追随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于2002年12月被破格提升为中国公安部部长,并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由于中共各级政府中镇压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挂靠在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周永康的新职位使其具有了利用公检法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权力。

从2003年5月到2004年2月间的七个月中,周永康以公安部长身份十二次在各种场合、会议的讲话中污蔑诽谤法轮功和强调防范、镇压法轮功。

2003年12月刚刚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在中国公安部部属各局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继续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说“严厉打击法轮功仍是中国公安工作的重点”。

正是从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急剧倒退,社会治安急剧恶化,严重刑事案率居高不下,黑恶势力横行,人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海外媒体报道:十七大内斗焦点是周永康,十八大内斗焦点是薄熙来。十七大中共高层权力更替,最激烈内斗焦点是周永康。2007年10月,周被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面掌控中共政法工作。江泽民安排周永康接了罗干的班。 周永康是江泽民的死党,在黄菊死亡,曾庆红、罗干退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后,江家帮一下子失去了好几个席位,恐惧被清算的江泽民通过激烈内斗来维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心腹人数,所以江要拼死将周永康这个心腹塞进17大常委,以图和李长春、贾庆林联手抗衡胡温。中共内部经过激烈内斗、剿杀,江泽民将周永康塞进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那时中国的刑事案件每年以17%至22%的幅度上升,公安部门成了百姓公认的最腐败、最黑暗的衙门。网上有言:“黑帮大佬周永康任中共公安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在主管迫害法轮功运动的过程中,使政法委的邪恶势力不断膨胀,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文革”之后,中共一些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乔石等,原本努力要建立一套法制系统,实行“依法治国”,并一度取消了政法委。但“六四”的枪声中断了这一进程,在1990年,江泽民重建了政法委。尽管如此,中国的法律还不能说是一纸空文,至少在部份时候、部份地方、部份案件中还是有效的。

然而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形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化。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上亿,这些人又都是守法良民,要迫害法轮功,就必须把现有司法体制彻底砸烂。只有在一个没有任何力量能恢复社会正义的国家,对法轮功的镇压才能有效进行。

因此江泽民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并通过政法委作为“610办公室”的重要执行机构,举凡公、检、法、司、国安、外交、财政、卫生等各个部门都听命于“610”,一切为镇压开路。政法委的职权无限膨胀,十六大政法委书记罗干成为政治局常委,并延续至周永康。

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止指挥各级迫害法轮功的系统,而且流窜到全国各地,直接指挥当地610、国安、公安、社区特务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到一处,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就被绑架、加重迫害或办洗脑班精神摧残,那里的民众就被毒害。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与周永康亮相“辟谣”的同时,曾被周永康列为最高封锁级别的敏感词“活摘器官”相关词在百度上一度解禁,百度网站上有大量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文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就发生在被政法委系统管理下的中国各大省市劳教所,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就直接参与此事。在沈阳陆军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后,周永康曾到沈阳亲自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

为了迫害能够持续下去,江氏、周永康集团耗资巨大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的国力用于迫害。据国家计委一位官员透露,为迫害法轮功,江把中共财力都整垮了,很多官员趁机挪用公款,甚至为维持一些海外学者、媒体在镇压法轮功上能配合中共,国家也因此耗费了巨资。他说:“若对法轮功镇压政策不变,谁做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的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

周永康使政法委势力迅猛膨胀。中共每年“维稳”超过7000亿人民币,增速和预算都超过军队。这些钱都是政法委掌管下的公安、武警等所花掉的。难怪有评论说:政法委的势力都要超过军队了。

正是因为周永康掌管的政法委势力膨胀,他才敢于与薄熙来“谋反”,阴谋扶植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并接管政法委,然后伺机搞掉习近平,夺取中共总书记之位。

周永康目前患膀胱癌,海内外“拿下周永康”,“康师傅下架”已成为民众普遍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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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干借助政法委开始迫害法轮功,刘京不遗余力推动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周永康因维持迫害而使政法委急剧膨胀之时,也是中国社会法制全面倒退、道德全面败坏之时,也是中国犯罪率飙升之时。也就是中共政法委祸乱中华、危害人类最严重之时。

“天要让其亡,必先令其狂。”政法委权倾朝野,周永康与薄熙来联手谋反,介入中共内斗,注定了政法委要因其罪恶而被清算,政法委也正在从内部解体中共。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6/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六)-257576.html

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五)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接前文《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四)》)

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

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地方上一般由党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担任这个“领导小组”组长,一名政法委副书记担任“六一零办公室”主任。而从中央到省、市、区、县的六一零办公室大部份挂靠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

“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是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和省、市级“610办公室”是相应级党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迫害法轮功的具体职能部门。在所谓的处理法轮功事务上,610办公室完全是一个超级机构,其权力在一般政府部门和公检法之上。“610办公室”成立的本身避开了中国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610办公室”属中共重点保密单位,是非法秘密机构,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也是非法的,直接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八十九条。中央“610办公室”的成立,未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江泽民以权代法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实际负责打压法轮功。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实施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迫害,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中央政法委负责中央六一零办公室,六一零办公室是具体实施迫害的办事机构。

六一零的头子从中央到县一级一般都由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亲自担任,因为政法委可以有效的干预公、检、法、司,使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从县局一级到基层一般是一把手主抓,保卫科具体实施指挥局二级机构,二级机构再落实到具体人,乡、镇办事处也是如此,街道居委会、工厂、企业都有六一零专职人员对口,农村甚至落实到组(过去叫生产队)。因为六一零的目标就是迫害法轮功,自上而下的自成体系直线领导,基层形成网络,胁迫中共各级党政机构和人员参与、全方位监控打压法轮功,因此是政府性、全国范围的领导、组织和实施迫害法轮功行动的庞大犯罪系统。

六一零的人员是由公检法司及政府各部门抽调的人组成,六一零属于党务组织,现在对外挂牌是“防范惩治邪教办公室”,成为政府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实际上它是凌驾于政府一切机构之上的,内部还是称六一零。例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政法委网站列出了大庆市六一零办公室(“市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隶属于大庆市政法委,并且列出六一零办公室有八名行政编制人员,二名事业编制人员。另外,大庆市政法委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六一零办公室挂“市政府防范和处理×教问题办公室”牌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原北京大学一法学博士曾在2003年到江苏做过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把政法委员会制度称为是一种隐性司法制度,他在调查报告中说,在县一级的公安、检察、法院、政法委四家关系中,由于公安部门实力最强,而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又比政法委在行政级别上的地位高(一般说来,政法委书记的地位比法院、检察院长要高一些,但是政法委书记并不能代表政法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级别,就机构本身来讲,政法委又要比法院、检察院的制度地位要低),政法委员会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取决于这几个部门的权力博弈。

但是,在中共发动的从上到下的整人政治运动中,政法委却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关键部门。作者说,他去调查的那天下午,正赶上县委组织部来通知,宣布政法委员会的四个干部退居“二线”,其中包括三个政法委副书记全部下台,但保留了主管六一零办公室的一个兼职的副书记。可见,迫害法轮功是中共邪党政法委的重要职能。

六一零的权力极大,在迫害法轮功中所有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都要听从它,服从它。它拿出的意见、下达的指令其他机构必须执行。六一零在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指挥部署中很少行文,绝大多数是电话通知、开会安排或亲临现场下达命令,不仅如此,各地六一零互相配合,可以跨地区指挥。

六一零名义上是政府下属的一个办公室,可它并不是隶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干的是非法限定人身自由、劫持关押公民、指挥公安、安全局监听、监控、秘密抓捕法轮功学员,干涉法律公正、强制洗脑、实施暴力、非法入侵民宅、策划恐怖行为、制造谎言、任意胡作非为、自立土政策,执有生杀大权。它既不隶政,建树政绩,甘当“人民公仆”,它又超越宪法,取代法律,害民害国,一党之下,万政之上。

六一零要求各单位控制、软禁法轮功人员,单位按六一零的部署要求把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软禁在单位或家中,24小时派人轮班严密监控看守,陪吃陪睡不准外出,扬言谁没看住人就开除工作。这种非法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被六一零认为是骨干的法轮功人员被六一零指示公安逮捕诬陷判刑,指使安全局人员介入,直接找法轮功学员表态、收集信息。六一零带着公安到各单位伙同单位保卫科(单位六一零人员)行恶,让单位保卫科把法轮功学员叫过来问还炼不炼法轮功进行表态,如果说还炼,六一零当场就指令公安抓捕送劳教所劳教。99年至今,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拘留、被抓判刑、被抓送进劳教所。

六一零指使公检法司迫害法轮功学员。六一零下属网络人员发现有法轮功真相资料后立即汇报、提供信息,六一零命令公安政保大队行动,对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六一零要参加意见,检察院、法院都要按六一零的意见行事,如: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六一零拿出意见,法院进行判决后,光判决书就要送六一零五份,实际上法院只是傀儡,是六一零在操控一切。被送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也是当地六一零暗箱操控,监狱里有监狱六一零系统,直接负责接收、安排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监区或其它监区进行迫害,进行转化(劳教所更是如此),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里受到精神摧残、肉体摧残(包括电击、上刑、毒药毒害)、奴役劳工等方面的迫害是监狱(劳教所)六一零系统部署、下达指令,而后由监区、恶警执行,或指使犯人作恶行凶,法轮功学员所在地的六一零与监狱(劳教所)六一零密切联系,把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情况、本人情况提供给狱方,以便狱方(劳教所)攻心、恐吓、株连,指使监狱(劳教所)六一零寻找对策迫害,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到期,当地六一零不来接,监狱(劳教所)就拒不放人,直到当地的六一零来了,把法轮功学员交还给当地的六一零。六一零把人带走后把坚定修炼的学员又直接送到洗脑班关押迫害。不仅如此,根据六一零指使,司法部在全国监狱、劳教所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进行强制转化,如二零零四年三月所谓的“春雷行动”,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施以酷刑强迫转化。同时司法部配合六一零制造谎言构陷法轮功,对外进行舆论蒙骗。

六一零不定期的办洗脑班,被劫持去的法轮功学员被长期的非法关押,据洗脑班附近的人说,经常可以听到他(她)们被打的惨叫声。六一零打人的手段是狠毒的,不准睡觉法轮功学员是常事,还强迫法轮功学员自己拿钱付食宿费,一般都要几千元。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或辖区也要出资,单位、辖区拿不出钱也要拿,否则就辞职别当官。

六一零为了达到经济上搞垮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就范,强迫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只发给法轮功学员极少的一点退休金或是完全不发。对于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回来后,单位即使不开除,六一零也通知财政停发工资。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六一零把工资卡拿走,它们取出自己花。法轮功学员为了生存,去找工作,它都去威胁其单位不让录用。六一零想方设法从经济上搞垮法轮功学员,使其无法生存。不仅如此,公安国保大队也通过罚款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六一零还指使公安、单位、辖区、办事处等经常骚扰法轮功学员,打电话或上门恐吓、抓人,致使法轮功学员无任何人身保障。无法在本地生存下去的法轮功学员,在只有流落他乡非常痛苦的生活时,六一零还不放过,指使公安、国安用先进的侦测手段定位到外地把人抓回来迫害。

六一零还要求各单位经常搞什么社区宣传,以所谓的“反对邪教”为借口,用蒙骗百姓、奖金奖励等方式引诱不明真相的人来诬陷好人犯罪,用所谓的“和谐社会、社会稳定、打造平安社区”的谎言把善良的法轮功诬陷成“不稳定的因素”、“恐怖分子”进行严打和迫害。还印制污蔑法轮功的材料发放毒害群众,到法轮功学员的家中挑拨是非,使家中不炼功的人施压家人,制造矛盾。利用所谓“转化”人员四处活动,加入它们的作恶行列。安排线人假冒法轮功,四处收集法轮功学员名单,引导国安抓捕陷害。

六一零血债累累,在抓法轮功学员时入室抢劫法轮功学员家中的财物,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它下达抓捕的命令中,被公安政保大队抓去在酷刑逼供中受尽了折磨,在痛苦中失去了生命,在六一零的指令下,法轮功学员被送到监狱(劳教所)里在监狱(劳教所)被残酷的迫害致伤致残,被药物迫害的精神失常成了废人,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使得多少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政法委利用非法劳教制度迫害法轮功

除了打着法律的幌子,走所谓的司法程序实施迫害之外,中共完全连司法程序都不讲,用和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相互矛盾的劳教制度实施迫害。劳教是中共绕过司法程序大规模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形式。

政法委、六一零通过公安任意抓人(主要是国保)、劳教(公安法制部门),绕过司法程序可以把人非法关押四年之久。非法的劳教制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极大方便,从而成为中共大规模非法关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形式。这是在迫害法轮功中,公安权力急剧膨胀和败坏的重要原因。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共从前苏联引进的,是严重违法的。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面对国际压力,本想取消劳教制度,却因为镇压法轮功才又得以延续。近年来,中共的劳教制度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现行的劳教制度和现行法律是矛盾的,是非法的。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中共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长达4年之久。这说明,国务院和公安部门制定的有关“劳动教养”直接违反宪法。

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立法法》。按照法律的级别来说,《立法法》是除了《宪法》以外的层级最高的法律。如果层级较低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和层级高的法律冲突的话,那么层级低的很显然是无效的。《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而“劳动教养”是什么?它是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得由来法律规定,这就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才能设定,而不能由国务院和公安部来制定。

不可思议的是,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立法法》之后,公安部还于2002年和2005年越权颁布有关“劳动教养”方面的部门规章,这主要是针对法轮功的。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机关知法犯法,制定直接违反法律的部门规定。这个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部门规定成了劳教制度的“依据”,即劳教法轮功学员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的。

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劳教直接绕过司法程序,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这为中共当权者迫害法轮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政法委、610可以任意把法轮功学员绑架送去劳教。劳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手段,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劳动教养所(院)遭受折磨、精神摧残,百余种酷刑触目惊心。

杨苏红(女)是一个身高仅有1.2米、体重23公斤的肢体残疾人,家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马街办事处积善社区。杨苏红从小命运坎坷,八岁开始就病魔缠身,先后患上“结核性腹膜炎”、“白血病”等症,一九九八年更是雪上加霜,被昆明肿瘤医院确诊为“骨癌晚期”,并说她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了。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杨苏红于一九九八年二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炼自己,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的她身上的各种病症消失了,她丢掉了十多年的药罐子,摆脱了病魔,重获生活乐趣与生命真意。曾为她诊断过的医生再见到杨苏红时,惊叹道:“想不到你还活着!”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杨苏红被昆明市西山区国保大队警察欺骗绑架至大板桥云南省女子劳教所。杨苏红坚决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坚决拒绝所谓的什么“转化”。在劳教所半年的时间内,杨苏红被迫参加与正常人一样的超强的体力劳动。她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于二零零五年五月被送回家,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含冤去世。年仅二十四岁。

政法委利用司法系统配合军队大规模活摘器官

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后,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担任。中共总参谋部则利用其情报系统,全力阻挡真相向世界传递。

政法委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加入活摘器官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政法委,六一零和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公、检、法和医院为辅,利用集中营、监狱、劳教所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利的流程。中国与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

设在沈阳的中共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该中心2003年使用的网页以及后来2005年更新后又在苏家屯惨案被揭露后迅速删除的中文网页如此写道: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官立医院仅肾移植手术已经完成3万5千余例,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肾移植手术例数多达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都隶属于司法系统,其真正的指挥者就是中共政法委。

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大陆检察院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当然会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送到了遍布全国的军事设施和集中营,被筛选后成为统一的活体器官供体库。

大量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关押,公安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判劳教或者集中到中共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产生很大的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群体,形成潜在的巨大供体库。没有“法院”,医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没有传统的在刑场摘取器官的种种不方便,客观上导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没有后顾之忧:在走法院的形式时,就得曝光,会有来自外界和家属的制约。没有法院,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人从此不见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集中关押的人可以统一验血配型,送入统一数据库全国范围内管理调配,可以保证在几周内快速找到供体,作为供体来源来说,供体数量和配型几率就大大增加。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一直呈上升状态,尤其在2003年至2006年间,器官移植成倍增加,移植数量像蘑菇云一样爆炸式膨胀。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在经历了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从2003-2006年的每年一万两千例到两万例,下跌到不足一万例。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文章提供的官方数字显示,迫害法轮功开始前的97、98年,中国没有成功的肝移植案例,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国肝移植例数逐年增加,到2005年达到高潮,2006年活摘器官案曝光后,肝移植数量急剧下降,2007年的数量只是2005年的一半。到了2009年,肝移植数量回落到迫害法轮功初期2001-2002年的水平。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有这样的电话记录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
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在中国《刑法》未明确规定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大多成为空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中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法规或规章中也同样存在。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法轮功学员就成为了这个暴利行业免费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王立军任主任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曾获得过“中国光华科研基金会”的“光华创新奖”,获奖成果是他研究注射用死亡液的配方,让死刑犯尽快的无痛苦的死去,为的是得到最鲜活的器官。其性质比二战时期日寇的七三一部队还恶劣!王自曝“两年中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可据统计,中国公民去世后捐献器官者几乎等于零,而全国死刑犯一年才几千,一个小小的锦州市,是谁提供数千个器官呢?

2009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他当时就在王立军手下当警察。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他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将一个活着的3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的摘取了她的器官,将她活活害死。

他回忆说:“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而不是……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胸口已经拉开了,那个女人就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就继续割血管……先摘的是心脏,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一阵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详见: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录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12年4月30日公布最新“关于周永康涉嫌介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部份录音”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追查国际针对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进行了特别调查。调查员分别以各种身份对正在出访英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秘书、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职员、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等人,进行了特别调查取证。此外,追查国际还保留有2008年四川地震期间对周永康的调查录音片段,因为和此事相关,也一起公布。

追查国际公布的这些录音证据揭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群体灭绝性的犯罪是在中央政法委的现任书记周永康和前任书记罗干的操控下进行的。中央政法委处级以上的官员多是知情者,李长春也涉嫌参与其中。

调查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调查员:喂,是李长春同志吗?
李长春:啊,是啊,
调查员:我是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我们罗干同志睡觉了,他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李长春:啊,
调查员:他们好象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期间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用这个摘取在押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
李长春:你问周永康
调查员:嗯,当时。
李长春: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好了,让我的秘书接着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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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公安部门、政法委、“六一零”的许多人都在中共谎言的欺骗下或权力、利益的诱使下,被当作工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在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中,使世风日下,很多体制内的人利用权力为所欲为,为自己酿下祸根而遭恶报。

北京消息人士近日披露,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患肝癌、刘京患喉癌、周永康患膀胱癌。此前就有消息称,江泽民其实已经是植物人,只是用药物拖延。对于两个月来全球高度聚焦的中共内讧,江已经无法起作用。

中共高层的盖世太保机构头子,“610办公室”主任刘京癌症在身,成了活死人。而挑起天津事件,引发“四・二五”大规模上访的天津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自杀了;协助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调动国库四分之一资金维系镇压的黄菊患癌症死了。

古语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江泽民、周永康等镇压法轮功的恶首在国外以“群体灭绝”等罪名到处遭到起诉,邪党内部份崩离析,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权斗中惨败被囚禁。江氏集团及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之流迫害良善恶贯满盈,迫害法轮功人神共愤,其相继在内斗中或被剔除或遭报,政法委失势,面临清算,就是因为他们参与迫害了法轮功。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5/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五)-257419.html

五千文明做铺垫 正法大道行世间(2)

—— 恭贺二零一二年世界法轮大法日

【字号】

文/德元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三日】接前文

无神论邪说对世人的毒害

对神的信仰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东西方的文明都从神话传说开始,各民族的传说都谈到了神的创世,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世界上很多预言中都提到末世时,神会回来救人。对神的信仰是神给人规定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人生基本要素之一,也是人类能够维持道德的方式之一。人的本性中就是需要信仰的,一个人即便失去了对神的信仰,还是要找到其它的信仰和信念来维生。

人本来就是信神的,人虽掉到迷的空间,看不到宇宙的真相,但古时人都相信神的存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信神,中国还称为“神州”。正因为相信神灵的存在,人类的道德能够保持在一定水准,从而使人类能够延续到今天大法开传,人才有了回天的机会。

《九评共产党》一书,给为祸人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盖棺论定。该书在“评中国共产党的邪教本质”一章中,具体分析了共产党的六大邪教特征,明确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为害人类的邪教。”既然是邪教,那它必然就要使用邪术害人。

共产邪教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就信奉撒旦魔教,秘密参加撒旦教的“黑色聚会”。马克思在其诗歌和戏曲里,公开诽谤正神,赞美魔鬼撒旦。在马克思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称共产主义为幽灵。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无神论只是一个幌子,其真正目的是毁灭人类。信神的人是不会相信魔的,所以为了让人们被毁灭,就要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无神论就起了这样的作用,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通过不信神而让出信仰的空间,这样才能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赤裸裸的魔鬼教义不会被人接受,就象没人会选择吃毒药,马克思共产主义就是精心包装的一剂烈性毒药,把魔鬼的邪说包上了“主义”的外衣。

无神论从历史到今天从来就不是人类信仰的主流。而在共产国家里,情况正好相反,无神论借助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推动下,通过夺取政权推动国家无神论,用媒体和教育等手段强行灌输无神论,同时使用暴力手段抵制宗教和人们对神的信仰,迫害不信仰无神论的人们。

马克思共产主义不属于中国文化,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而是由苏共培植成立起来的政党,其进入中国的历史并不光彩。共产党从进入中华大地以来,屠杀、迫害和恐吓,伤害了数亿的中国人,这样的恶花又如何能结出共产主义宣扬的善果呢?直到今天,中国人自己也发现,“社会主义永远是初级阶段的”。

“马克思提出了虚幻的人间天堂,当共产主义者选择实践它的时刻,造出的是真实的地狱。”

在中国大陆,中共建政后,通过教育、宣传、文艺、媒体在中国大陆推行并向外输出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学说,并在其学说指导下制造党文化,被绑架的中国人被强行灌输无神论,没有其他选择。 中国大陆人被中共强制灌输了几十年的“无神论”。不信神、不信善恶有报,世人干出了很多坏事,特别是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又对法轮大法犯了罪,而处于危险之中。

被灌输无神论的人的一个突出的表现是仇视神和信仰,嘲笑有信仰的人,认为是封建迷信愚昧无知,而且对于迫害有信仰的人无动于衷,认为这些人“罪”有应得。

在目前的中国,说到共产邪党腐败,没有一个反对的,很多人不等你说完,就滔滔不绝地列举很多邪党腐败的现象和邪党官员的腐败事例;有的人深受其害,讲起来更是义愤填膺。说到善恶有报,很多人也都不反对。说到天灭中共,就不一样了,有些人听后不说什么;有些人听后一笑,表示不太相信;也有的人根本不信。虽然他们不太相信,或者根本不信,但都希望共产邪党早日垮台,以摆脱其统治。说到宇宙中有神佛,多数人听后也是不说什么,但从他们的表情上可看出还是不信;有的人根本不相信。

人为什么看不到神?现代科学为什么不能证实神的存在?这是许多人常常议论的话题。开创中华文明的先祖轩辕黄帝两次求见广成子的经历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黄帝在四十来岁时第一次去崆峒山求见广成子。这时他已做了二十多年的天子,于是不免摆起了国君的架子和排场,广成子现身于半空云端中,语意深长地对黄帝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至道呢?”说毕,拂尘一扬,广成子隐入云霞之中。黄帝无功而归。又过了大约六十年的时间,黄帝再次上崆峒山拜师问道,以膝代步,爬上崆峒山。砂石如刀,膝破血流,黄帝所过之处石子都被鲜血染红了。

黄帝的心诚、志坚感动了广成子。当黄帝膝行到崆峒山下时,广成子立即派出金龙把他接上山去。之后,广成子传道于黄帝。黄帝回国后,依广成子所教之道,静修养身。在一百二十岁时,黄帝乘龙白日升天。

黄帝两次拜师问道,不同的心态,不同的至诚程度,得到不同的结果,也给了人们许多的启示。第一次,黄帝虽然心中向道,表现出一定的敬意和诚意,但同时又表现出自大、浮躁之心。黄帝虽然见到了广成子,但并没有得到道。第二次,黄帝没有了自大、浮躁之心,其向道的诚意、毅力、吃苦精神终于感动了广成子。

人在宇宙和自然之间是渺小的。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有没有信神与对神的至诚之心是能不能见到神的前提。也就是说,能不能见到神取决于什么样的“心”。是对神的傲慢、自大之心,还是一片至诚向善之心。

无神论不仅不信神,不敬神,把神说成是迷信,诽谤神,而且还破坏神给人规范的道德,和神的旨意背道而驰!这怎么可能看到神呢,神怎么会让实证科学测量到、看得见呢?!举一个通俗的例子:你成天诽谤一个人,你说你要见他,他愿意见你吗?这是用人心来形容神,自然失敬失准,就说这个意思。实证科学自高自大,自以为如果有神的话通过所谓的先进技术和精良仪器就能够找到。如果找不到,那么就说是没有神。实证科学自认为这个逻辑有道理。其实这是实证科学对生命的本质和精神领域的无知造成的,事实上,实证科学既不能证实神的存在,也不能证实神的不存在。在谈论“天人合一”中,我们看到实证科学的机械解析的思维是错误的,而在对待神的问题上,其心态又是完全错误的。

“信则灵,不信则无”,这话很有道理。至诚信神的人就能够看到或感受到神,不信的人就感受不到更看不到。其实信不信,神都是存在的,只是信就可以看到,不信就见不到。

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先诚其意,摆正心态,这是个修心的过程。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正法、正道难求。虽然贵为天子,黄帝的求道之路也如此艰难。正因为得之不易,修道之士都知道珍惜。在古代,从中国的众多修道、修佛者,到国外的许多虔诚宗教人士,在磨(魔)难面前,都坚守对神、佛的信念,毫不动摇。今天中国的众多法轮功学员在酷刑折磨面前,在残酷迫害面前,坚守“真善忍”,所体现出来的大善大忍之心,令天地动容。

有人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能否跟我们说说神是什么样子的?你所谓的神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

要了解神,就看看神韵吧,神韵能够向你展示神的千姿百态和内涵。

法轮圣王在世间传正法度人

美国神韵艺术团于二零零九年上演的《婆罗花开》的舞蹈,更是精彩绝伦,天幕上佛像手掌中盛开的优昙婆罗花,与舞台上美妙绝伦的天女仙姿相映成趣,倾倒了无数海外观众。

优昙婆罗花不止开在舞台上,人们在生活中发现,传说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开花了!优昙婆罗花于一九九七年在韩国首次被发现,由于奇花密集开放,韩国又有四分之一的佛教信徒,很多韩国民众确信是“优昙婆罗花”开了。之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北加州、纽约、德克萨斯州的休士顿、奥斯汀等城市又有发现。

优昙婆罗花的绽放意味着什么?

根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为梵语,意为灵瑞花、空起花、起空花。《慧琳音义》卷八载明,“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佛经上记载着这种“优昙婆罗花”预示着法轮圣王(转轮圣王)在世间传法度人。也就是说释迦牟尼早已道出了天机,法轮圣王(转轮圣王)在世间以佛法度人时,纯洁的优昙婆罗花必在世间开放。

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的绽放是天象变化中的一种,回顾历史上曾有很多预言也都与当今的正法有关,例如,一九八六年,《格庵遗录》在南韩面世。这是一本记录神在四百五十年前通过朝鲜的南师古先生(号格庵)向世人透露关于法轮大法洪传人间的重大天机之奇书。该书描述了天上的“王中之王”、即法轮圣王(人间称弥勒佛、大圣人)下凡传大法。还有南宋邵雍先生的《梅花诗》透露万古天门开、神佛立誓与主佛下凡,大法洪传、寰宇更新的重大天机。也有唐代李淳风、袁天罡的《推背图》,明代刘伯温的《烧饼歌》和《陕西太白山碑记》等。

在海外,有《圣经启示录》里提到的“万王之王”来自东方,有著名的法国诺查丹玛斯的预言诗《诸世纪》,《玛雅预言》以及北美的《霍比预言》,另外也有于二零零四年底发生的南亚海啸和近年不断出现圣像流泪、流血的异象,警示着人类的大劫难即将来到等等,所有的预言都是为正法而存在的重要天机。

神韵艺术团2012年演出节目中最后一个节目《危难前神在解救》中表现正邪的较量从亘古延续至今,走到了大结局的时刻。大劫来临,众生绝望之际,主佛降临,推转法轮,解救众生。守住善念的世人度过劫难,天门大开,诸神归位。

DC Pages集团创办人暨总裁Luke Wilbur先生曾担任Bell Atlantic Digital Production Studio高级项目经理以及信息公司Infohall LLC首席执行官。他也是位研究印地安霍比族的人类学家及专业摄影师。在看了4月1日神韵在肯尼迪歌剧院的最后一场演出后,他这样表示自己的心情:“神韵传递的信息是关于全世界的。东方世界信释迦牟尼以及轮回转生的理,西方世界信上帝,期盼回到天堂,但是我相信在他们之上还有个创世主。当我看到神韵歌词中‘圣王已来世’这句时,内心非常非常感动,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被震动!我相信圣王已经在世间,我感受到他的存在,我相信他的力量!

看了神韵后,我开始不断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是不是创世主给人类的期限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就在眼前?是不是整个宇宙都要进入重生(Rebirth)呢?我相信是,而且这一切都在圣王的掌握之中,宇宙中一切都将重生,出现新的认识事物的方式,每个人都会获得精神启迪,并回到他们最终的位置。在这宇宙重生的时刻,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等着圣王的救赎。圣王给我们每个人一个选择,而选哪一边就是人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不同的后果。”

法匀法师从事佛教理论和艺术研究二十多年,在佛教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九十年代末期,法匀法师曾把台湾佛教艺术介绍到国际舞台,造成极大反响,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对佛教艺术的关注。自二零零八年四月下旬神韵艺术团重新登陆加西以来,遵循着神韵的脚步,法匀法师从温哥华,辗转卡尔加里,再到埃德蒙顿,连续观看了十一场神韵晚会。

法匀法师说:“我看了神韵这么多遍,一直在体悟,为什么第一个节目会排在第一?接下来的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直排下来,为什么这样安排?这不是简单的人的思维,而是蕴含着很大、很奥妙的玄机。

我体会,在第一个节目,他已经把整台晚会的主旨内涵都告诉给了人,那是亘古久远之前,众神众佛随万王之王下世救世,去做一千年的王。这一千年来的整个历史文化,全在这神韵里面展开了。在短短的两个小时的晚会中,把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文化、艺术全部集合、展现完毕,而且每个节目竟是那么优美、精致,这是从古至今都没有人做过的事,也是无人能做得到的事。我不能不惊叹,也不能不佩服这样的大智慧。

据佛经记载,优昙婆罗花开时,是未来佛、转轮圣王下世度人之时。事实上,大家都清楚这件事,修道人也都在等待,只是不知道何时何日发生,都在迷茫中等待。我们不知婆罗花已在世界各地开放,不知真佛已来在我们的身边,只能说是业障把这个讯息给障住了,这就是我们的悲哀。

然而佛恩浩荡!佛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唤醒众生的心,在用神韵──这部艺术化的圣典来展现佛法。只要你来,只要你进入神韵,你就能找到你欢喜的,你就能得度。

今天已登上国际大舞台的神韵,事实上就是一盏引领众生的光明的灯。我这么多场看下来,就感到神韵在散发着强大的佛的慈悲愿力,就感到他的磅礴气势,我相信在未来,神韵势必成为众生得度的主要源泉。所以,我寄望于神韵的佛光普照五大洲,令所有的众生循这光明而得度。

神韵让我体会到伟大的佛就在我身边,真是佛恩浩荡啊!伟大的佛啊!我只能感恩再感恩,以外呢,还是感恩!”

*******************

二零一二年世界法轮大法日是宇宙历史中一个特殊的日子,预言中的事情在发生,神的誓约在兑现中,每个有幸经历这个日子的人,都正身处在一个宇宙中无比珍贵的时刻。珍惜这个日子的人,就是珍惜自己的未来。

(完)

发稿:2012年05月13日        更新:2012年05月13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3/五千文明做铺垫-正法大道行世间-2--257077.html

五千文明做铺垫 正法大道行世间(1)

文/德元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中华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

中国辉煌的五千年文化是神传文化,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在传统文化中始终占主导地位,对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意识等各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是人追求的崇高境界,是传统理念的思想源泉和归宿。

“天人合一”的内涵博大精深,史料中记载的包含着如下内容: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泥土造人,三皇治世,五帝定伦。人神共处,神传文化,其时发生天崩地裂之险,女娲补天,救人类于崩毁,自此,人与神、人与自然关系确立,敬天拜神在先民中生根。中国古称神州。

黄帝出世,拉开五千年半神文化的序幕。战涿鹿,胜群酋,阪泉会盟,一统神州;立百官、制典章、举贤能、定乾坤,封禅祭天,天下大治。建屋室、教农桑、作历法、造文字,观天查地,行道天下,开启五千年辉煌文明。

最具震撼的记录是黄帝求道功成,在万民面前展现人成神的壮观场面:荆山铸鼎,白日飞升,展现给了这个民族最为神圣的一幕:神不仅仅创造了人,人还可以得道成为神!

春秋时期(大约是公元前520年),乱世之中有圣人临世,函谷关下,老子留下了《道德经》,经典五千言,不仅展示了修道的奥秘,永恒的真理之光成为中国文化智慧之源头,种下人类世代寻道、回归的种子,由此发展出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对生命、人体、宇宙的认识:人来于天、归于天──“天人合一”,修炼的文化源远流长。

与此同时代略晚,一代伟人孔子,历经坎坷,身体力行,以“仁、义、礼、智、信”,奠定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再以后,释教入西域后传于中原,佛光照临,众生普度,敬佛、修佛蔚然成风,佛教在印度失传,却在敬天信神的中土生根并发扬光大。

中国文化的顶峰是唐朝文化,唐代是儒、释、道发展和弘扬的鼎盛时期,三家思想交相辉映,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渗透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使社会维持较高的道德水准,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唐太宗既尊崇儒学,又扶持道教和佛教。唐代有完善的祭祀天地、神明和宗庙的祭祀制度,人们敬天信神,尊道崇德,读圣贤书,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儒家的“仁者爱人”,道家的“悟道证真”,佛家的“慈悲普度”,在这些正统信仰的影响下,人们明了做人的理念,保持质朴、善良、纯真的本性,追求真理,坚定为善。

唐太宗下诏组织学者修撰了《五经正义》,使儒家经典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并一直沿用后世,儒家思想成为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唐代道家思想亦得以广泛弘扬,文人中求道访道的非常多:真率夷旷如贺知章,或翩翩欲仙如李白;在绘画上有“道释人物”一科,画家们的艺术也被人们称为有若神助的艺术;音乐上“玄真道曲”、“大罗天曲”大盛;书法上追求“真率天然”、“禀天而自强”的境界美,看重意象,崇尚自然;名医孙思邈一生以修道和行医济世为务,造福世人不计其数,被后世称为“孙真人”和“药王”。佛家思想传播亦规模空前,佛经翻译、传播数量巨大,人们信奉佛法,敬信神佛,深信因果而修心向善,社会安定,民风淳朴,八方来朝,正如佛经所述:“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由此“儒、道、释”不仅成为中国的三大正教体系,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轴与根基,此起彼伏,为人类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光彩夺目的文化春秋,尽管每朝每代都有气数尽时,文化却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保存了下来。

神传文化的核心是修炼

在古人的眼里,宇宙是生命的宇宙,“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世间万物瞬息万变,唯有天道永恒不变。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阐述了为人处事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也才能够长久。

以道和佛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以走向神的学说。其实严格的说,佛道两家的文化是“出世”的学问,也就是不入世间的。佛教修行是在寺院,和社会是隔离的,僧人们到世间也只是化缘(要饭),并含有修行的成份在里面。甚至一出家就要改名换姓、断绝世俗的。修道的人有很多是独修的,有的远离世间,有的身在世间而心在世外。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

儒家是入世的学问,也是中国最为正统的文化。但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却是以道为本的。孔子有“朝闻道,夕可死”的心语,位列儒家群经之首的典籍正是《易经》。孔子“晚喜易,读易韦三绝”。易经所述阴阳八卦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智慧精粹的部份,本身就是神传文化的一部份。道家和儒家是同源,儒家的修行到了高层次上是属于道家的。孔子是把“道”中适合于人的部份传出来了。所以历史上有很多硕儒也都是大隐之士,不但具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安邦治国之才,同时又都是乐天知命的达观之士,具有“道”的品格。

中国历史有许多特殊的安排:从武王伐纣算起,历朝辅保真命之主去打江山的谋臣都是道士。周朝是姜子牙;汉朝是张良;唐朝是魏征,徐茂公,李靖,袁天罡,李淳风;宋朝是苗光义;明朝是刘伯温。二十四史中对这些人的记载清楚地表明他们都属于道家,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著名的预言家,象袁天罡,李淳风的《推背图》,刘伯温的《烧饼歌》等。

达摩面壁九年,面对的那块石头上,竟留下了一个达摩面壁姿态的形象,衣锦织纹,隐约可见,宛如一幅淡色的水墨画像,清观嗣立《面壁石》诗云:“一石独亭亭,中藏初祖形。千年神气在,何用着丹青。”南宋时济公和尚神通广大,用佛法神通惩恶扬善的故事流传至今。

修炼并非是人生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贵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黄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身,在一百二十岁时,黄帝乘龙白日升天;汉文帝喜欢研究老子《道德经》又不能都弄通,所以上天特派了河上公下凡来传授,又怕文帝不能坚信,才显圣迹变化以示文帝;唐太宗送迎玄奘西天取经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唐玄宗将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迎请到宫中供奉;“深山藏古寺”,连宋徽宗出题作画也以佛寺命题;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大清王朝时,顺治出家,孝庄念佛,其他皇帝也礼佛敬天。

《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内嵌一句话最有意义:“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

法轮大法是正法修炼

几千年来,中国的修炼文化源远流长,各种超常现象、学说、技能层出不穷。但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何为修炼、修炼是为了什么、修炼如何能够提升、炼功中的种种奇特现象如何解释,等等等等,一直是不解的谜。在人们日益淡忘这一文化瑰宝的时候,李洪志先生传出了法轮大法,告诉了人们宇宙“真善忍”的法则,阐述了千古以来修炼人苦苦追寻而不得的真机。

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这颗心,叫修心性。心性提高上来,功就会长,身体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法轮佛法还有修命的部份,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炼了。那么也就是说,法轮大法要既修又炼,修在先,炼在后。“不修心性,只炼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炼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 〉)

法轮修炼是以法轮为中心。法轮是有灵性的旋转的高能量物质体,存在于另外空间。李洪志先生给修炼者的法轮每天24小时旋转不停(真修者读法轮大法原著,或看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或听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音,或跟随大法学员学炼也能获得法轮),自动帮助修炼者炼功。也就是说,修炼者虽然没有时时在炼功,而法轮却在不停地炼人。这是当今在世界上传出的所有修炼法门中唯独能够达到“法炼人”的修炼方法。

法轮大法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 〉中说:“旋转的法轮具有同宇宙一样的特性,他是宇宙的缩影。佛家的法轮,道家的阴阳,十方世界的一切,无不反映在法轮里。法轮(顺时针)内旋度己,从宇宙中吸取大量能量,演化成“功”;法轮(逆时针)外旋度人,发放能量,普度众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在修炼者附近的人都会受益。 ”

法轮大法是使修炼者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与其他任何功法都有根本的区别。法轮大法是正法,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去掉执着心,在修炼中放弃任何不正确的追求,就一正压百邪。

中共迫害已经十三年,法轮大法却在此期间洪传全球。为什么法轮大法会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大法弟子都非常清楚,他们得到了自己生生世世都在寻找的真正的“正法”──法轮大法!法轮大法用宇宙特性指导修炼人的一切,修炼人按照宇宙演化原理修炼。法轮大法诠释了作为人所应具备的一切,揭开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起源及本质。包容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局限的博大精深的法理,正被修炼者所实践。法轮大法确实已把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

(待续)

发稿:2012年05月12日        更新:2012年05月12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2/五千文明做铺垫-正法大道行世间-1--257076.html

2012年5月14日星期一

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四)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四日】(接前文《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三)》)

政法委成为中国最大黑社会

中共前公安部长曾语出惊人:“黑社会也有爱国的”。前公安部长陶驷驹九三年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曾扬言“黑社会不是铁板一块,当中有些人也是爱国爱港的”,此言一出,令港澳台黑帮极为振奋。六四屠城后,北京设立了一个从事海外统战的超国界机构,居然聘请香港的黑社会头子担任要职。这一切,对于全力打击黑社会的香港警方,无异当头一棒。其实陶驷驹是讲述他在美加的亲身感受。这句话曾经使香港安份守己的小民百姓大吃一惊。

中共特别重视收买拉拢黑社会为党所用,人们知道中共建政初期大肆捕杀大陆上的黑社会成员,但镇反运动和清匪反霸并未伤害中国大陆最大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这是因为帮会头子曾经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甚至留下了“黑社会也有爱国的”这样的公安名言,当然这里的“爱国”是指爱党国,而非爱中国。

现在,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已经成了气候,官匪一家,天经地义。有些省市的公检法机关已被黑社会头头掌控,老百姓祗能忍气吞声。北京民间关注爱滋病志愿者胡佳表示:“政法委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其维稳系统就是国家犯罪,它不是以公正的方式维护社会稳定,而是压制本身权利就受到侵害的人,使矛盾加深扩大化,把社会积累的愤懑如坐在火药桶上,最终有一天会爆发。”

2010年8月,青岛市建国以来最大涉嫌黑社会犯罪性质犯罪组织首犯聂磊,在北京某小区被侦破此案的青岛警方在其租住的房内抓获。近十几年来青岛的命案及重大案件都与聂磊有关。这次跟聂磊有关的打黑行动把青岛公安机关的头头们一锅端。青岛李沧区公安局长冯越欣、市北区公安局长于国铭、市南区刑警大队长、崂山政法委书记被抓。市南区公安局长在逃,原市公安局局长王永利也被双规。

聂磊在青岛胶州信用社骗贷后,用金钱铺路贿赂政府官员,滋养打手刀枪开路,介入了青岛的房地产业,控制了青岛的黄、赌、毒。2000年《焦点访谈》曝光此事,那时青岛90%以上的赌场都是聂磊开的。2006年聂磊为了抢占新艺城夜总会的经营地方,派手下震慑省房老总张森时将公安经侦科长王衍生开枪击伤,聂磊当天晚上给了王10万人民币,第二天给了70万,然后又给了一套房子!此时正是公安竞争上岗,王衍生又提出竞争上岗不理想!聂磊问他想干什么?王说想当所长,聂磊对他说放心吧,过后王果真当上了黄台路派出所所长。

聂磊在监狱里放话:“我要死大家(保护伞)一起死。”聂磊经营了近二十年的保护伞群起而动。他的保护伞上到市政要人下到普通警察,公检法最多,违法乱纪的能量无限,在青岛有很多政法干部都是聂磊花钱通过关系提拔重用的,聂磊在政法口上有地下组织部长之称。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与一般黑社会仅仅用金钱开道不同,聂磊打入公安系统内部的制胜法宝是人事安排,即:利用关系提升公安系统的人,收买为自己的铁杆。据青岛当地人士介绍,近年,有两次青岛警界的“竞争上岗”中,聂磊活动频繁,并由此得到一个“地下组织部长”的称号。连政法委书记升迁也得靠黑老大,吕明江因聂磊案被查。吕此前为青岛下辖胶南市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据传其升迁过程中,聂磊亦功不可没。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青岛某警员曾经由科级晋升到处级的价码是30万元,这笔钱全部由聂磊“埋单”。该警员得以顺利晋升,因其辖区内有众多夜总会、酒吧,不到一年,聂磊的这笔“投入”即可全部收回。

中共政法系统与黑社会互相渗透,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由来已久。黑社会向草民和民企收保护费,政法系统又向黑社会收保护费。中国那么多公安局长,没有和黑社会称兄道弟,酒桌上推杯换盏的能有几个?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黑社会只是在前台行恶的“马仔”,中共的政法系统才是在幕后操纵的“大哥”。如今是红道与黑道共存共荣,两者已经形成了一个血脉相连的共生体。

这个由中共耗费巨资用来“维稳”的政法系统与黑社会所形成的共生体,就是广义的黑社会,这就是中国这些年来黑社会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它就是中国社会一切不稳定的根源。这个广义的黑社会共生体,由于中共历年来不遗余力地加持与纵容之下,在长年累月残酷迫害善良无辜民众的过程之中不断变异,在这种罪恶的体制的作用下,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肌体上最畸形,最恶性,最致命的毒瘤,聚集了中共党内,乃至社会上最腐败,最凶残,最邪恶,最没有人性的份子,而周永康、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些人就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敢于谋反,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他们脚踩红黑两道,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招数远远超出一般体制内的官员。

周永康控制的司法系统犹如一个独立王国,同时被外界称为“第二中央”,由于这个“第二中央”负责中共的维稳工作,又被“血债派”牢牢的控制着,在实际的“维稳”中“第二中央”只听命于周永康,而中共内部的“非血债派”对它并没有实际的领导权与控制权。

“周永康式”的维稳,以“维稳”之名对民众施行暴力镇压,从而激化矛盾引来更大的反弹。周永康在维稳中又不断制造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再从打压中制造更大的不稳定、更加混乱的局面,这不但打乱了中国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也是民众更清晰的认识中共的邪恶,从而加速中共的解体。

当中国连一台安全的校车都不肯买的时候,花在政法委系统维稳的钱却超过了军费开支,高达七千多亿元,这让国人情何以堪,而每年高额的维稳经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拖累。周永康在挟维稳之名,向中共中央伸手要钱的时候,也给中共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在经济上难以维持。

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最多时就已经动用了四分之一国家财政收入,这笔巨额费用基本是被政法委系统消耗吃空。政法委在继续镇压法轮功和民众抗暴中,耗掉的维稳经费又远超过军费。政法委犹如巨大的血管毒瘤,吸血噬髓,使国家在剧痛折磨中奄奄一息。

政法委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它通过对全社会的“维稳”绑架国家机器,对民众实施打压迫害,又以维稳之名每年向政府索取巨额资金。政法委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由于周永康等“血债派”对政法委系统的控制,导致中国司法系统成为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周永康通过维稳,从政治层面上让中共更依赖于“周永康式”的维稳,周又通过维稳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经费。政法委从政治与经济层面双双绑架了中共,造成一种乱政的局面。

中国古代有因果报应的传统观念,中共用政法委这把凶器迫害中国人,殊不知玩火者必自焚。政法委这把凶器强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反噬其主,现在的政法委不仅已经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也已经成了对中共最大的威胁。中共用政法委维持统治的时候,却没料到结束其统治,从内部杀死中共的也是政法委。

四、政法委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能够返本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法轮大法历史极其悠久,过去都是历代单传。1992年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大法公开传给了人类。大法传出以来,李洪志先生历尽艰辛、不辞劳苦,在亚、欧、澳、美等世界各地讲法。大法弘传一百一十多个国家,载誉无数。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获益无穷。

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为修炼标准,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自愿的、免费的。不分男女老少,从几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炼者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对个人来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因此自传出以来仅凭人传人、心传心便修者日众,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时间内法轮功传遍中国和世界5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各国政府、团体七百多项褒奖与支持,目前全球各民族各族裔的修炼者人数超过一亿。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开始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江泽民由于个人的妒嫉,把法轮功视为敌人,发动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他利用中共的权力,胁迫宣传机器漫天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上亿的法轮功群众被无辜地迫害,十几万人被送进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数以千计的人被无辜地迫害致死,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着。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针对着所有自愿信仰和追随真善忍的人们,是对人类正义、道德与良知的无情毁灭。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时,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驱使政法系统积极地实施迫害,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样指挥政法系统残酷的迫害法轮功。中共政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又打着法律的幌子欺骗各界民众。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实施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迫害,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中央政法委负责中央六一零办公室,六一零办公室是具体实施迫害的办事机构。

政法委绑架国家法律和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

二零零九年二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律师发表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从罪行法定原则出发,分析后认为:“法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早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法轮功问题提起的民事诉讼,原则上不予受理;而对法轮功被非法取缔、出版物被非法查封销毁、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审查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概不予受理。熟悉中国事务的人们知道,这是来自上面的,不限于广东,是全国性的。

在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对法轮功堵死了法律救援的途径。这也使得中共控制的政府机关和官员可以对法轮功任意胡来、无法无天,但是不准法轮功告这些机关和人员的侵权与违法行为。

二零零九年九月,四川省西昌市老太太高德玉(当时六十八岁),因为炼法轮功而被绑架和逮捕,她家人为她请了律师。律师在要求会见高德玉老人过程中,遭到执法部门层层阻挠,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二零一零年九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十二年。

中共根本没打算对法轮功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它是绑架、抄家、抢劫、杀戮、判刑在先,在十二年的迫害中一直是在表面利用现存法律和司法体系,实质上是在系统的迫害正信、打击善良、欺骗人民、维持迫害。为了做足利用法律的表面文章,它不仅利用现有法律,还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补充新律、做司法解释,中共所做的一切动作,意在绑架国家法律和司法体系,用所谓的程序和法律陷害法轮功,都是为了企图堂而皇之的迫害法轮功,并通过走法律的过场欺骗全国人民。

1999年7月19日,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这是中共试图控制组织内部成员的通知,不是法律,也不具法律效力。1999年7月20日,中共突然在全国范围内动用公安大肆非法抓捕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学员,迫害开始公开化。中共公开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初始;也是一次中共大面积实施的非法的“司法”行动。

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法轮大法研究会于1996年3月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此后中共当局阻挠研究会申请成立社团,1997年末研究会成员向民政部、公安部表示不申请成立社团。民政部违宪发布的决定,是取缔本来就没有申请成立的社团,非常荒谬;公安部的通告也具违宪性质;两者都不是法律或法规,不可作为法律依据。这是中共绑架国家机构、舆论造势的所为。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是中共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意欲利用合法程序和法律手段加罪法轮功。但是该决定只是确定了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并无对法轮功的认定。无论该邪教认定标准如何,都与法轮功毫无关系,因为法轮功既不违法,也不犯罪,完全是自发性、群众性、遵循“真善忍”法理的修心养性的修炼群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9年10月30日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取缔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提到法轮功。这个《决定》确定了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可是这个标准和法轮功没有丝毫的关系,因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教人向善,修炼者普遍道德回升,是社会中最善良的民众,这是被公认的事实。

这个俗称为“反邪教决定”的文件被公检法广泛盗用于迫害法轮功,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指明哪些宗教是邪教,更没有提到法轮功三个字,所以这个“决定”不能作为给法轮功修炼人定罪的依据。另外,这个决定不但违反宪法“信仰自由”精神,而且非常粗糙,根本不能与正规的法律相提并论。

《刑法》的原则是“法无明文不定罪”。很多人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邪教”决定当作是针对法轮功的,从而把它当作是认定法轮功“违法”的最高法律依据,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名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再次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

1999年10月30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生效施行。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性质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制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的前提是有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存在,而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对其加以诠释和说明。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对案件当事人及其与案件有关的人具有约束力。然而该司法解释的内容与法轮功无关,因为法轮功根本不是被解释的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是中共意图用现存法律和合法程序加害法轮功。

两高关于打击邪教犯罪的“司法解释”(一)(二)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与法轮功也毫无关系,因为法轮功是有益身心、造福社会的功法,根本与邪教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人认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专门针对法轮功的,但从法律层面来说,并不是针对法轮功的。至于很多法官运用这个解释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那是迫于上面的压力。

《宪法》六十七条和《立法法》四十二条明文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作为司法机构,也没有立法权,因此,它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它们本身也是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理依据。

因此,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两高”带头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出现“法轮功是×教组织”字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何况它们都是违宪的。所以,把这个内部通知作为法律依据,利用处理“邪教”的《刑法》第三百条和“两高”司法解释来判定法轮功学员犯“破坏法律实施罪”是完全错误的,都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非法裁判。

二零零九年初,海外媒体曝光了山东青岛和辽宁沈阳两地“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加强打压法轮功的秘密文件。沈阳市铁西区“610办公室”下发的秘密文件还暴露出中共被迫调整的司法新底线: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这种见不得人的秘密文件,再一次暴露出中共以内部文件代替法律继续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再一次暴露出中国的司法黑暗。

(待续)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4/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四)-257277.html

收看韩星转播的新唐人电视合理合法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六日】近段时间,吉林省延边地区所谓的相关"执法人员"流窜各乡镇、社区�行调查、登记、骚扰民众使用大锅接收电视卫星信号,更甚者光天化日之下强行拆锅、毁锅,造成民怨很大。据悉,有民众因维护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正当防卫,竟遭所谓执法人员非法罚款。更甚者他们还非法拘禁了刘春立、朴文哲、许元钟、泰浩、金顺善、李奇玉等多名热心推广韩星转播的新唐人电视的法轮功学员,实施酷刑刑讯。
韩星卫视风行延边,合理合法

众所周知,卫星天线以其方便、便宜又清晰的优势,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可。街头巷尾、路边总可以见到"安锅"的广告,收看卫星电视节目已经成了现代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份。特别是安装卫星电视可以接收很多国外节目,和一些香港、台湾的华语电视台等。在延边地区,众多的朝鲜族同胞都喜欢收看韩国卫星电视,韩星卫视,风行延边,已经成为一种特色风潮和时尚。

使用大锅接收韩国电视卫星信号,完全合理合法。对大锅的调查、登记、强抢、强拆、罚款等一系列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对此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要理直气壮的�行抵制。下面,我们从法律角度�行分析,不能再被蒙蔽,要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任何部门禁止百姓接收卫星电视,都没有法律依据

2002年11月1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24号),明确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有789项。其中第567项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定点销售审批《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令第129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一步加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广发外字〔2002〕254号)。原来的国务院第129号令早已取消!奇怪的是,一些职能部门却仍然高举此令,居然还在禁止百姓接收卫星电视,欺骗百姓不懂法律,明目张胆地执法犯法。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民众安装卫星信号的大锅是国家认定生产的,商家正当经营的,民众花市场价格买来的,不是偷抢来的,是合法行为,对正当渠道购买来的物品强行打压就是违法行为。各国发射到上空的卫星信号都是公开的,不是偷偷的,所以接收不违法,"执法人员"对正当途径发射到天上的信号�行干扰则是违法。

宪法规定公民有知情权,任何侵犯公民知情权的行为都是违背宪法的行为。民众安装大锅接收卫星电视信号,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知情权,任何强迫的行为都是违法的,任何人对民众使用大锅接收卫星信号的调查、登记、照相,目的是在阻碍公民知情权,因此是违法的。所谓的"执法人员"窜至各社区,闯入民宅强行调查、登记、强行拆锅、毁锅,对民众造成精神伤害和私人财物损失,这种行为则是知法犯法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拆除民众安装的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设备的所有者,都有权利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同时可以以抢劫罪起诉相关参与人员。在外地,已经有成功的依法运用法律武器,走法律程序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的案例。更甚至相关警察非法抓捕、拘禁暴力刑讯推广、安装人员,已经构成了执法犯法的违法犯罪行为!

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更是在维护天赋的人权。

顺潮流看韩星卫视 放眼世界

多年以来,中华大地灾祸连连,大雪灾,手足口病,西藏事件,新疆事件,四川大地震,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等天灾人祸中共都在极力的封锁掩盖,粉饰太平,愚骗民众,实行过时了的愚民政策和信息灌输。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的一些中文电台、电视台不同程度的报道了许多事实真相。而法轮功学员向民众推广的新唐人电视台更是以客观公正的真实报道,让中国人看到中国发生的许多大事内幕的真实情况。观众可以借助"新唐人",对很多现实发生的事情和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清晰的看到现今社会的真实现状。

新唐人电视台是由海外华人联合创办的国际性、独立、非营利华语电视台,收视免费,无需"上户口"。新唐人电视台已经成为大陆中共信息封锁下中国民众了解真相的窗口,因此而遭到中共极力打压。相关中共执法人员阻扰安装收看,无论从任何方面和角度讲(包括中国现行法律)是严重的侵犯人权。恐吓拆锅其实是欲盖弥彰,它的真实目的,是掩盖它的罪恶,封锁真相信息,继续实施愚民政策。那么,就让我们都来收看新唐人,借助这个窗口,看真实的世界,把握自己的未来。

附注:韩星五号新唐人的KU波束信号覆盖中国大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地区、华北(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东部)地区、华东(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上海)地区和华中(湖北、湖南、河南)东部地区,比较容易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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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发稿:2012年05月06日 更新:2012年05月06日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6/收看韩星转播的新唐人电视合理合法-256784.html

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谁搞乱了中国?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近十三年了。这十三年中,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大善大忍之心面对这场残酷而邪恶的迫害,通过面对面的讲述,或者通过发资料,发传单,或者通过网络,通过电话等等各种方式一直在对民众讲清真相,希望能唤醒人们的良知与善念。

当今已经有亿万民众认清了邪党的本质,纷纷退出了这个邪党,摆脱了邪灵控制。可是也有许多被马列邪教洗脑后,听信谎言,至今分不清是非的人,说法轮功这样做,是在搞乱中国。

真的是这样吗?法轮功学员发传单、讲真相就是在搞乱中国吗?

值此法轮大法弘传二十周年,普天同庆之际,笔者以自己的浅显认识,献上此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一、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与认知。

二零零三年夏季,德国电视二台在民间组织了一次对“一百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共有一百五十万德国人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伟人选举”。这次活动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通过这个由德国人自己选出的德国英雄的排行榜,人们无需任何语言的解释就可以洞察这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

第一:阿登纳——反纳粹的官员,领导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第四:索尔兄妹——慕尼黑地下反纳粹学生组织领袖。

第五:勃兰特——反纳粹的民主斗士,战后促成德国和东欧和解的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

索尔兄妹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对德国民众来说却是一块永远的心碑。

一九四二年,索尔兄妹发起成立了一个大学生反纳粹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制作和散发传单,揭发纳粹迫害犹太人、发动侵略战争和误导青年的罪行。他们的组织叫做“白玫瑰”。

这些传单中,揭示了纳粹大批屠杀波兰犹太人的事实,并指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玷污人类荣誉的最可怕的罪行,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罪行……”号召德国人民起来破坏纳粹的战争机器。

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索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散发传单。被秘密警察抓捕。面对盖世太保的审讯时,妹妹索菲冷静地说:“我们所说所写,正是很多人的所想,他们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四天后,慕尼黑的纳粹“人民法庭”以卖国亲敌、准备谋反和试图摧毁国防力量三项罪名正式宣判索尔兄妹死刑。

此时妹妹索菲・索尔年仅二十二岁,哥哥汉斯・索尔二十五岁。据称,小伙子在走向断头台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一句被无数人喊过的口号:“自由万岁!”

索尔兄妹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分量如此之重,居然仅仅三位具备世界级重量的德意志伟人排在了他们的前面,而德国历史上众多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大人物如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贝多芬……则一律排在了这两位因印发反纳粹传单而丢掉了性命的普普通通大学生的身后!

这是为什么呢?

法西斯曾经带给德国,带给整个世界的灾难,在此就不必多说了,如果那时的交战双方都有核武器的话,也许现在的人类早就不存在了。

法西斯的这段历史,对世界来说是永远无法被遗忘的灾难,对德国来说是永远的伤与疼,唯一令德国民众欣慰的是,他们还拥有索尔兄妹这样不畏惧法西斯暴行,能够坚持正义的人。

真正的德国,是属于德意志这个民族的,是属于德国人民的,他不是希特勒的德国,更不是纳粹法西斯的德国。当纳粹的历史成为过去,清醒之后的德国民众把他们认定为正义的象征和德意志民族的伟人,是因为他们不畏残暴,坚持正义的行为代表了人性中最光辉的一面,最伟大的一面!

那么当年诱惑与逼迫德国走向残暴,走向邪恶的是谁呢?是希特勒,还是索尔兄妹呢?真正出卖国家,将国家,将民族带入灾难又是谁呢?索尔兄妹的行为是所谓的“卖国亲敌”吗?是在搞乱德国吗?

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明白这个答案是什么。

纵观世界现代史,共产邪教带给全世界,全人类的灾难,要远远超过当初的法西斯。法西斯的祸害虽烈,也只有短短十数年而已,而共产邪教在人间已经肆虐百年。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以种种邪恶手段,迫害善良,打压正信的是谁?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以种种流氓手段,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美好环境,破坏维系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道德的是谁?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真正在搞乱中国,对中国民众犯下滔天罪行,将整个中华民族带入灾难的又是谁?

二、什么是真正的太平盛世?

当今中国人在教科书中所学的历史,都是被中共篡改过的,现代史、近代史都是满纸谎言,就连古代史都面目皆非了。

长期以来,中共利用其控制的邪恶教育方式,通过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中国民众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所以太多的中国人对中共的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偏激片面,或是根本就不知道。在歌功颂德的谎言宣传下,甚至还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太平盛世”。

什么是真正的太平盛世呢?让我们看一看真实的历史,看一看一千多年前的大唐与今日之对比吧。

大唐初建的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带领下,不出数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唐朝的经济就发展了起来,全国上下一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就拿这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来说,这就是当时真正的社会状态,真实不虚。可是对现代的中国人来说,就好象是天方夜谭一般。

现在的中国人,是谈不上什么安全感的。不要说什么夜不闭户了,晚上走路都怕碰上劫道,再多的锁,再厚的门都挡不住小偷、强盗。恶警上门无需手续,打劫之后不留凭证,不通过法律手续,没有任何证据就可以把人抓捕,关押甚至判刑(劳教)。警察这个职业,在当今中国,在民众心目中已经成了恶棍的代名词。

唐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五次颁布求贤诏令。

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中共邪党的任官标准不是为国为民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是栽培能够为己谋利、俯首帖耳的奴才,这是它的流氓本性所决定的,所以现在中国官场也就成为流氓、恶棍、强盗、骗子、赌徒的大本营,成为藏污纳垢的邪恶之地。官商勾结、政匪一家,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皇帝率先垂范,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份,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尤其可贵的是:唐太宗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制止贪污,主要是以身示范、上行下效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体制来预防贪污。

贞观四年(公元六百三十年)全国判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六年(公元六百三十二年),全国关押有犯人三百九十人。唐太宗审查时令全部三百九十人回家过年,待来年秋收后回来复刑,结果三百九十人均准时到来,无一人逃亡,这一点在现在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的中国,每年从监狱中释放的人数就多达一百多万,大家想想在监狱中关押的人数得有多少吧。而中国每年判死刑的人数要接近一万(虽然中共不承认,但这却是真实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全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的总和的近十倍,光从这一点上看,就不难想象现在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了。

现在人认为依靠所谓健全的法律,残酷的刑罚就能治理国家,杜绝贪污,那只是无知的想象罢了,这世上从来都没有“健全”的法律,法律管不了人心,人心不正,一切都是枉然。所谓的“乱世出重典”,只是无可奈何与无知无能的选择罢了,以暴易暴,只能是暴上加暴,暴上加乱,最终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唐太宗倡导廉政、节俭、朴素、重视农田水利,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唐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

相比之下,现在中共官员的骄奢淫逸,不用多说了,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民众辛辛苦苦创造出的财富,大多都让它们给掠夺、挥霍掉了,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才会这么大?

尤其可恶的是,这些从民众身上掠夺的财富,很大一部份都被它们用于对内镇压,迫害法轮功最疯狂的头几年,江氏流氓集团每年要投入国家财政的四分之一,远远超过了国防预算。即使是现在,中国每年所谓的维稳费用也要高达五千多亿,到二零一二年,维稳费用增加到七千多亿,超过国防支出。什么是维稳啊?不就是对内镇压吗。

这种变态的迫害,不惜代价的疯狂,从肉体、经济、名誉的“三灭”政策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恶行;中共能干的都干了;能做的都做了;能投入消耗的也都耗尽了。结果,天翻地覆的一通折腾之后,流氓集团发现,当初喊出的大话,原来是个天大的笑话,它们不得不认清一个事实:法轮功是永远也无法镇压下去了。

大唐时期的艺术成就,诗书礼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文学、书法、音乐、雕塑等方面的成就,都是足以令后世所仰望的,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璀璨的一页。

当时的大唐盛世,是世界的中心,真正的天朝上国。

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其他各国的杰才俊士,即使千山万水,即使路途艰难,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纷纷赞叹唐朝的盛世。唐朝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唐朝的各国人,大多数以成为大唐人为荣。

唐帝国除了接受大批的外国移民外,还接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文化,唐文化影响到了以后全世界的文明,可以说促进了全人类的文明发展。

现在的中国,三十多年间向外移民几千万,可没见几个外国人肯移民到中国来的。美国的黄种人的精英,表现出来最明显的就是美籍华人,占据了美国科技界四成多的比例,可以说是美国能够如此强大的重要力量,而其中就有很多都是从中国逃离出去的。

在中共邪党“假、恶、暴”的党文化中培养出来的“知识份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古代对知识份子的培养注重的是人格品德的完善,中共邪党培养的则是没有思想的知识工具,统一人的思想,灌输荒谬的政治理论毒害人的思想、扭曲人的人格,由于缺乏传统知识份子的人文思想、铮铮铁骨与浩然正气,这些所谓的知识份子一进入官场便迅速被同化,成为中共的帮凶,一道为害国家与人民。

甘于为邪恶所用的知识份子不会是真正的科学家,文学家,有知识有能力而品德高洁的人又为其所不容,这就是中国至今未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

大唐近三百年间,气候温和,风调雨顺,除了个别地区有过小范围的蝗灾,几乎从未发生过大的灾荒。因为雨水充足,北方的草原草木茂盛,游牧民族同样丰衣足食、牛羊遍地,与大唐和睦相处,极少有战争发生。

现在的中国,贪官遍地,酷吏横行,天灾连年,民不聊生。什么瘟疫、流脑、雪灾、沙尘暴、血吸虫、百年不遇,甚至千年不遇的天灾人祸,地震、旱灾、水灾等等接踵而来,人们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还以为这一切都是偶然。

佛教中的佛法传于印度,但真正的昌盛却是在中国,在中国的大唐。

大唐时期,从皇帝到庶民,从百官到平民,全国上下,无不礼佛敬佛,人心向善,修出了许多大德高僧。那时的许多文人都有居士称号,如李白号称青莲居士,白居易号称香山居士。什么是居士啊?就是佛教的俗家弟子。

可以说,正是佛教的昌盛、是佛法的光辉,才造就了昔日辉煌的大唐;是神的护佑,是人心归正,才造就了二百多年的太平年代。这才是真正太平盛世的由来。而这一点,恰恰是被无神论所毒害的现代中国人所不明白的。

中国人信神的历史有几千年了,不信神的历史只有这中共统治下的这几十年。人是神所创造的万物之灵,对神佛的正信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得以延续的根本。进化论早已被现代科学证实是破绽百出的谎言,只有在中共统治下被洗脑的大陆民众才相信。

在谎言的毒害下,现在的中国人认马列为祖宗,认猴子为祖先,“佛、道、儒”的传统文化,敬天信神和善恶有报的道德伦理,对神佛的正信成了所谓的“迷信”,世间荒唐可笑,莫过于此!

不信神的人能得到神的护佑吗?没有信义的人组成的国家能太平吗?崇尚“假、恶、暴”的社会能会是“盛世”吗?

现在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现在的人是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这么不好管?其实就是文化与信仰都丧失了,人没有心法的约束了,当然不好管了,人心不正啊怎么管呢?

从历史与文化角度上讲,法轮功所提倡的“真、善、忍”,正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是正信的回归,能令修炼者身心健康,受益无穷。这是当初法轮功在大陆短短数年间修者上亿的原因,也是现在的法轮功弘传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原因所在。

法轮功学员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沾邪淫、不贪污受贿、不记不报,以苦为乐。

他们追求一种超越人世繁华与人类贪欲的宇宙精神,重心性,重实修,求真求善求忍。

他们与世无争,与一切贪婪欺诈丑恶暴力绝缘,是一个对任何社会有益无害的群体。

法轮功在大陆弘传的九十年代,这个国家人心渐渐归正,社会空前的稳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各种灾害明显减少,多少人道德回升,多少家庭变得和睦温馨。大法修炼者真正地为社会带来了安定与祥和,极大的稳定了社会。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可以想象大唐盛世在人间,在当今中国的再现绝非空话。

可是这个可能,随着邪党的迫害化作了烟云,历史因此而走向了反面。

三、可怕的现实中国。

近年来,药家鑫杀人案,佛山小悦悦的遭遇等这些事情,闹得很大,举国皆知,人人自危。

试想一下:有一天晚上你走在街上,不小心被横冲直撞的车给撞了,受伤的你躺在地上起不来。这个时候车子停了,车门开了,车内的人走了出来。你大喜叫道:快送我去医院。可是接下来你却惊奇地发现,从车内出来的人手中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满脸狞笑着向你走来。

原来不是为了救人,而是要杀人灭口。

这个时候的你,该怎么办?

这不是在编恐怖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这种过去只有在恐怖片中才存在的情节,如今却在中华大地处处上演。佛山小悦悦不就是被肇事者通过汽车多次辗压,而且无人救护,才导致死亡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中共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用邪党文化彻底给人洗了脑,使中国人变成了不相信做坏事会遭恶报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和伦理的制约,打开了道德滑落一日千里的闸门,见死不救、人心冷漠等一系列恶果随之而来。

而自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对“真善忍”的残酷镇压,在迫害中用造谣、栽赃、诬蔑等手段挑起民众的误解和仇恨,极大加剧了见死不救、人心冷漠等人性恶一面的滋长蔓延。

整个民族道德底线的丧失,使每个人变成唯利是图、贪婪、残忍、冷漠的动物。药家鑫杀人案,佛山小悦悦的遭遇只是继“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等之后又两例而已。除非从根本上回归人的正信和重建道德,人们已不可能返回到互信互爱、互敬互助的环境中去了。而只有清除中共这个让全社会道德沦丧的渊薮,才有望恢复民众的恻隐之心,提升道德底线,使民众和国家免于在罪恶中沉沦。

这几十年来,中共从来都没有对中国人民真正讲过法律,尤其是迫害修炼人的这十多年中,中国的司法体系遭到空前践踏,媒体被钳制现象极为严重。手中握有权力群体中的恶人,自认为可以生杀予夺,打击良善、扶持黑恶,甚至官商勾结,官匪勾结,欺压、抢掠民众。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他们可以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他们还有什么邪恶的勾当做不出来呢?

自古以来,做好人都不需要理由的,因为上天给人有做人的道德标准,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原因,一个人如果没有正念,没有良知,还配当人吗?这种人组成的社会能维持下去吗?

可是在现在的中国,人们对做好人提出了疑问,因为在这种豺狼当道,好人蒙难的国度里,正如歌词中所说的:善德无所依,也就是说,人们失去了做好人的依据。

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是没有可能维持下去的,崩溃只是旦夕之间的事情。

四、《九评》告诉我们历史与现实的真相。

《九评共产党》在开篇告诉我们:“纵观八十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所到之处永远伴随着谎言、战乱、饥荒、独裁、屠杀和恐惧;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珍惜变成妄自尊大的“战天斗地”,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和生态体系的全面崩溃,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切灾难都在共产党精密的策划、组织和控制下发生着。”

现在的中国人沦落到这种地步,绝非偶然,其实就是这个邪党精心策划、阴谋安排的结果。如果不是国人都败坏到这种地步,那么今天这场对法轮功,对真善忍的打压也很难实现。

人的观念都被邪党给搞乱了,现在的国人,连正邪善恶,是非对错都分不清了。在邪党的带领下,整个中国社会的道义和正气丧失殆尽,所以当这场对正信的迫害出现时,人们不但不觉得荒唐,甚至还听之信之,推波助澜。

自古以来,为恶者做贼心虚,受害的敢于拦轿喊冤,旁观的路见不平,愿意拔刀相助。

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维持人间正气的一个大环境。在邪党统治下,整个社会倒过来了。干坏事的肆无忌惮,理直气壮,受害的自认倒霉,不敢反抗,旁观者没有几个敢于出声。

如果仅仅是见死不救,冷漠围观还罢了,更有甚者甚至落井下石,助纣为虐。

就象当法轮功学员在给被蒙蔽的民众讲真相,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时,有的人不但不听,甚至还要所谓举报,其愚昧、恶毒至此,这就是被洗脑之后的中国人,可怜又可悲!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人类从未曾堕落到这种地步。

邪党对法轮功的诽谤、污蔑,宣传中所谓的搞政治,搞乱中国,只不过是邪恶迫害中惯用的谎言伎俩罢了,真正搞乱中国,将这个国家拖入深渊的,恰恰是这个邪党。

如果说文革铲除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六四砸碎了知识份子自由、民主的梦想,那么今天对法轮功的迫害,对真善忍理念的践踏,则是彻底的败坏了国人的道德,使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彻底走向沉沦。

《九评》告诉人们:“口口声声满足于生活改善了的人们,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的稳定吗?什么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就是道德。一个道德沦落的社会是不可能有安全保障的。”

真正的稳定来自于民心,来自于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人心向善与道德回升。依靠歌功颂德的谎言与不择手段的暴力换来的所谓“稳定”,只是自欺欺人的假相罢了。《九评》以大量的事实揭露了中共灭绝人性、违背自然、迫害信仰、破坏民族文化的种种罪行,揭露了它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就象一位朋友说的:我知道××党为什么害怕法轮功了,因为你们把这个邪党的画皮给揭开了。

每一个有良知和善念的中国人,都应该看一看此书。这是摆脱中共邪灵附体,回归人性,回归正信之路。

其实,共产邪灵清楚地知道将要被灭亡的下场,但它在灭亡之前,也要妄图拉着整个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陪它一起下地狱,这就是它们至今还在疯狂迫害法轮功,阻碍人们听真相、明是非的原因。

在邪党罪恶有报之日,上天将灭共产邪灵之时,对于人来说,是跟它一起下地狱、作为它的陪葬呢,还是退党自救保平安?

这就是选择,是善是恶,是福是祸,唯君自择。

“一院奇花春有主,连宵风雨不须愁”(《梅花诗》)。当历史走过人类这最血腥的一页,将来的人们,会看清这场镇压的荒唐与邪恶。将来的人类,必然会迎来美好的明天。能够进入未来的人,都是由于相信了神的警告和修者的善劝而得到了福份,光明的未来,新的纪元属于所有悟性好和有善念的世人。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2/谁搞乱了中国--257188.html

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三)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接前文

三、中共通过政法委迫害全体中国人

政法委是共产党豢养的一头凶残嗜血的怪兽。这些年来,共产党用它来看家,不惜放纵这怪兽去咬人,甚至吃人,而这头凶残嗜血的怪兽也残害和吞噬了太多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是共产党用人民的血肉喂养大了政法委这头怪兽。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军阀混战时期的一句流行语,说一打起仗来他就可以趁火打劫,大捞一笔横财。政法委在迫害中国人中,不但从中国人的劳动所得中获取大量经费,同时在政法委非法迫害中国人的过程中,政法委系统中的成员道德急速下滑,政法委快速的黑社会化。“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就是这一状况的切实写照。

煽动警民对立情绪,民间抗暴潮一浪高一浪,政法委周永康趁机要钱,要权,打着维稳的旗号,随意增员调兵。越暴力地残民压民,局势就越乱,周永康就越成了“镇江山”的重臣。政法委体系于是成了中国最大黑社会,周永康成最大黑领。

作为这些年来扩张最厉害的势力,政法委不仅具备了庞大的势力,而且具有庞大的利益,因此也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意志。可是政法委的利益与意志,却是与中共现任领导人的利益与意志不同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社会越是不稳,他们就越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们手里的权力就越大,油水就越多。所以政法委的根本利益与意志不在于社会稳定,而在于社会不稳定。

政法委滥用民脂民膏“天价维稳”

双目失明的中国律师与维权运动人士,山东临沂人陈光诚依靠自学法律知识,来帮助许多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陈光诚因帮助弱势群体维权而入狱4年3个月,被认为是一桩冤案。一年多前陈光诚就已经刑满获释,然而却没有人身自由,包括他的妻子袁伟静和女儿陈克斯,还有近八十高龄的老母亲,都被软禁在家,通讯信号均被切断。他遭受的迫害直接来自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

在他东师古村家封锁监控他的人员,少则7、80人,最多达几百人,层层看守至少7、8层。当地政府在乡里雇用人员看守陈光诚一天是100元,在组长扣留10元后,受雇者一天可拿到90元。陈光诚说,在当地劳动一天也只有5、60元,而做此事不需要很大的劳动,他们自然愿意做。

据当地政府官员告诉陈光诚,花在他身上的维稳经费从2008年的3000万元,增加到了2011年超过6000万元,还不包括到上层、到北京贿赂官员的钱。据指出,维稳经费由县里一次性就可直接拨给乡里几百万,大部份的钱都被上层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钱,而当地政府究竟为了一个“盲人”花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则是一个外界无人知晓的天文数字了。

为迫害一个盲人可以花六千万,那么政法委要控制中国社会,要花多少钱呢?

中国政府今年大幅上调2012年国内警察、武警等安全预算开支,达到近7017亿元人民币。评论认为,维稳开支连续数年超过国防预算,凸显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及动荡形势正在加剧。

这项被俗称为“维稳费用”的国内安全预算,近日由中国财政部公布。数字显示,与2012年中国用于国防开支的6700亿元相比,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将增至7017亿元人民币,增幅为去年6293亿元的11.5%。

虽然中共数十年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为却使得社会越来越不稳定。随着官员腐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等原因,同时信访等法律规定的申诉渠道作用微小,底层人民不得不频繁作超出法律规定的反抗,部份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这些活动持不支持甚至强硬打压的态度,即“维稳”。

维稳是中国大陆干部政绩的重要考察指标,其指导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官员为了维稳被默许可以用几乎任何手段,包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非法手段。

近几年大陆社会矛盾,包括群体抗暴事件,越来越突出,于是为了维护高压统治,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层的乡镇街道,都出现了所谓“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常常又和“610办”、“防范办”在一起办公,比如在一些基层文件中会看到“维稳办(防范办)”、“维稳办(610办)”的说法,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610办”改名叫“维稳办”了。这里我们详细说一下这几个办公室的关系。

中共邪党的所谓“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所谓“直属工作部门”(其他直属工作部门包括政法委、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下设“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它是“中央综治委”的办事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邪党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下设的办公室“维稳办”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几年的事情。“维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同“中央综治办”一样,“中央维稳办”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维稳办”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员单位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专职机构并不能做到人盯人,用金钱动员全社会才是中共的传统邪恶做法。《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报道,称“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这些所谓的“临时工”,就包括中共发动的群众。文章说,“送奶工、送煤气工、保洁员、物业管理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人,成为公安机关延伸开去的触角。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随时收集每个角落的治安信息。”在一些重要部位,这些眼线的分工十分精细。例如,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所谓“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眼线,进行有效监视控制。这些人有一个称号叫“治安志愿者”,虽然是志愿者,却是要付钱的。文章中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不到一年,宿迁市已有了3.8万名治安志愿者,相当于每142人中就有一名,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就织成了。公安机关通过考核奖励细则,对志愿者进行累计积分管理,每1分换算100元,由财政建立专项基金兑现奖励。志愿者可以获得最低0.01分、最高100分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积分后,以奖金兑现。可见中共邪党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特务统治,维护其独裁政权。

《光明日报》曾有文章“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说的是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份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份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

“深圳当地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表示,中国学术界和民间对于“维稳费”连续几年高于国防预算的现象,都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把“维持稳定”摆在了比解决民生问题更为重要的位置:

“维稳费用当中的公共安全已经超过国防经费。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很不稳定,需要大量的费用用在维稳上。实际上我们看到民生上的开支像社保、医疗、教育这些还不够。如果把维稳费用于民生开支,说不定就用不需要那么高的维稳费用了。维稳费这几年上升得过快。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经济上发展越来越市场化,但我们整个的社会控制政治改革非常的缓慢。政治改革跟民众的利益诉求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位所长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现实问题是政治体制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政府对公民权利的漠视,更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由此社会也陷入一种“越维越不稳”的境地。

庞大的维稳支出挤占了社保,医疗等这些本应大力投入的民生费用,长期来讲不利于社会进步,最终动摇中共政权的稳定。为此中共自己的喉舌人民网也不得不感叹,“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

政法委是如何“维稳”的?

山东临沂不但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记录,用六千万元迫害一个陈光诚,近几年它还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即“世界上唯一的八星级办公大楼”通过吉尼斯认证。该办公大楼共投资38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建筑平方米的建筑成本高达32万元,开创了世界建筑史上的新纪元。

临沂市拥有三区九县,其中沂南县、沂水县,蒙阴县,平邑县,费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沂蒙山区。这几年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按照世界超一流规划设计新建了行政办公区。新建的市政府大楼落座在新区的正中,该楼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共23层(含地下两层),装有电梯18台。该工程还有十大配套建筑,如华夏二十四桥,曼哈顿广场,威尼斯水城,埃菲尔铁塔,绿色金字塔,千里戈壁滩和国际游艇俱乐部等等!大楼的每个角落无一不体现了奢华和辉煌,所有的装修材料全部来自欧洲的顶级奢华品牌,令所有的来宾都为之惊艳不已。

山东临沂一名叫王琳芳的高中女生因转帖一个曝光临沂市“八星级办公大楼”黑幕的帖子,即《临沂“八星级办公大楼”后面的累累白骨》而被警察抓进罗庄公安分局审讯室,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据说王琳芳这位年仅17岁的美少女被扒光了吊在审讯室,全身打得没有一点好皮。身上被烟头烧了三、四十个洞,两只乳头都被烧焦了,其身上隐私部位也惨遭烟头严重烧伤。随后临沂市公安机关说王琳芳上吊自杀,私下匆匆火化。一位17岁的美丽的中学女生在和谐盛世中就这样被残酷地剥夺了生命。

撰写《临沂“八星级办公大楼”后面的累累白骨》张建国也死了,死因也是自杀。有贴子反映:“临沂因拆迁和举报被当地警方打死的多达几十人”,其家属也都被送入精神病院。

面对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有关媒体记者采访了临沂市政法委书记李洪海,当记者问到王琳芳为什么被抓并受酷刑惨死时,李洪海大笑着说:王琳芳的父母都是上访专业户,因为拆迁问题屡次非法去省里和北京上访被抓回,标准的疯子!别看王琳芳长得漂亮,其实受她父母的遗传和多次非法上访的影响,早就精神不正常了,所以才会伙同她的几个同学发帖恶毒攻击市委和政府。对这样的疯子不抓她抓谁?”

当记者再问王琳芳和张建国之死时,李洪海再次放声大笑着说:“这不才两家疯子吗?不多!”当问到王琳芳是如何死的,李洪海掩饰不住心底的快感,说:她是偷我们警察的烟抽,然后用烟头烧自己的。在这方面,我们的警察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就不应该让疯子拿到烟。现在她已经死了,自己上吊自杀的。记者问尸体经过法医检验了吗,李书记回答说:“疯子上吊自杀还检验什么?”

公检法三家本来受各级党委领导,由政法委协调。当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后,“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法院、检察院对公安无法监督,因为政法委书记是他们的上司。因此,政法委书记和公安枉法腐败滥权的事情日增,法院和检察院就很难去管,更不用说立案了。原本就因党管司法而导致权大于法的体制,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公安成了政府官员的私家护院,法院检察院也只能跟着黑下去。所以,民众以及律师普遍感到法律坏死,维权难上加难。

在人们的想象中,主管政法工作的“政法委书记”应是最懂法的,但真实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政法委书记主管一个地方的政法工作,在一些地方,政法委书记在当地政法工作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甚至一言九鼎,于是有的政法委书记便利用职权向司法机关施压,直接插手、干预司法机关办案,侵犯《宪法》赋予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权。1998年,沈阳市民孙刚因举报于洪区小芳士村村支书违法违纪问题而被判处两年徒刑,在这一冤案中,错误的判决竟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由于洪区“三长会”(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决定了,而这违法决定就是在该区一位原政法委领导“主持”下作出的(据1月24日《中国青年报》)。李长河为打击报复吕净一,也向司法机关施压,操纵司法机关判处吕净一一年徒刑。可能正是拥有这种随意操纵司法部门的权力,有些品性不良而身居政法委书记之位者便认为在司法领域内没有他们摆不平的,所以即便是雇凶杀人了,凭他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也能将案子搞掂,使直接杀人者及自己能最终逃避法律制裁。

政法委书记胆敢雇凶杀人,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干扰破案有关。如原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将其情妇杀害后,就利用破案工作指挥者的职务便利,拼命将破案人员的视线往偏离能够破案的方向上拽。但最主要的,更是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使他们敢于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张汉文,男,甘肃成县政法委副书记,2011年10月29日被人发现藏在一名12岁小姑娘房间的床下,10月30日小姑娘家人向警方报警称遭到猥亵。11月1日,张汉文已被县委停职,警方也对其依法拘留。

2011年10月7日,永靖县人民检察院对孔得红、马国庆提起公诉,指控孔得红犯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奸、非法持有枪支罪,指控马国庆犯非法持有枪支罪。据办案民警透露,仅公安机关调查到的涉嫌被孔得红强奸的女生就达1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份是在校女生,且受害时大多未满18周岁。(《中国青年报》11月9日)

“孔得红强奸的女生就达1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份是在校女生,且受害时大多未满18周岁”,仅此一点,此案就足以震惊世人。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中共永靖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曾祥林对记者所说的一段话,“我真的想不通这一点,这些青少年是非观念、法制观念(怎么)这么淡薄。”

曾祥林想不通,许多公众恐怕更想不通,作为一个成年人更作为一个长辈,曾先生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反正责怪起这些幼小的受害者来?而作为当地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不对自己管辖区域内发生如此恶劣的大案要案而感到羞耻,竟把责任归咎到“这些青少年是非观念、法制观念怎么这么淡薄”上来,这是何其的可笑与荒唐?

政法委书记们道德和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但是在作为中共的打手和工具上,却有独特的敏锐性。为专门镇压法轮功,江泽民先后成立“610办公室”和维稳办公室,都归属政法委。“610”名义上属政法委,可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权力如中央文革小组;610通过政法委控制中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装警察系统,有权随时调动中国外交内政各部门一切资源。政法委因之权力急剧扩张,触及全国各级各部门。政法委平添了“610”和维稳两大办公职能,政法委书记的职权空前扩大。

罗干进入政治局后,江又给了“政法委书记”可调动武警的权力。武警主要是对内镇压维稳用的,如果调动武警要很高级的官员来批示的话,那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为了完成各地维稳的要求,中央就必须把调动武警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免小的骚乱演变成迅速蔓延的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骚乱。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的地方武装力量,因为这些武警是能够被地方官员调动的,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地方武装力量了。另外,特警的设立,也使得中共地方当局有了一支随时可以动用的精锐部队,因为中共在2005年就在36个重点城市都建立了公安特警。这些公安特警实际上它的编制是公务员编制,但是它实际的训练和武装都是属于军队的,而且是属于军队里面的比较精锐部队的装备,这里还不包括武警的特警。中国特警有两种,一种是公安特警,一种是武警特警。

各级公安机关局长、厅长、部长兼武警部队各级第一政委。如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重庆市公安局长兼任武警支队第一政委。王立军在打黑中频频出动武警,各地执法中除使用特警和公安外,也大量使用武警镇压民众,也是这种体制给予的便利。

近些年来,中国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愈演愈烈,一般性抗议事件更是无可计数。据官方统计,仅在力保奥运的2008年,群体抗暴事件(中共称骚乱)仍达到了12万起。10年来,越维稳越乱,公安、司法全面沦为官匪的保护伞,特警武警、枪枝、装甲车都拿来直对普通怨民。这正是政法委肥吃维稳,自造“乱”政的结果。周永康入常后,权更大,局更“乱”。

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却因公安枉法不公,政府以警压民,封锁真实消息,最终导致警民冲突,成千上万群众聚集,愤怒烧砸警车等动乱。这类事件在贵州瓮安、湖北石首、永州,陕西府谷、浙江、广东等全国各地相继发生。都是因公安执法不公不明,庇黑纵恶,官府动则出警镇民,甚至抢夺尸体,封杀证人,激起了大规模民众抗暴。官方定性一律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黑恶势力(或不法分子)煽动利用”。然后抓几个所谓的组织带头者判罪。

长期以来“武警抢尸”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奇特的现象。湖北省石首市在六月十九日发生严重的民众抗议事件。起因在于武警部队抢夺一具死因成谜的尸体,以避免死者家属请民间法医进行相关检验,取得他杀的关键证据。死者是一名厨师,由酒店上堕落,家属认为官方以自杀结案疑点重重,展开私下调查,但是当地官方获得消息后,派出武警抢夺尸体,引发石首民众万人抗暴。中共则动用了大约3万多名武警驱散民众并抢夺尸体。

类似群体抗暴事件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则被转移成民族冲突,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搞事。最典型的是2009年的新疆7.5事件。知情者披露,周永康故意把小事闹大,背后向胡锦涛捅刀子,涉及18大权斗。

新疆事件缘起广东韶关,因汉人听说汉族女子被疆人强奸而殴打维族人,致死两人,致伤多人。当地政府部门有意纵容种族斗殴,不作为。维族群众到乌鲁木齐市政府和平游行,被置之不理,不满情绪被激化成烧打砸的动乱,汉维民众互相残杀。周永康早就得知维人要聚集游行的消息,却不向胡锦涛说明,也不事先安抚民心疏导不满,而是提前部署好武警,待事态发展成伤亡惨重的骚乱,出动武警“维和”,致一天内死亡人数140,伤800多。

此前的所谓西藏暴乱,与新疆事件性质相同,由生存维权被上升到政治事件。有目击者称有武警假扮藏人打烧,制造镇压借口。真相至今迷雾重重。从拉萨到乌鲁木齐,镇压“平乱”手法如出一辙:一是捂,封锁消息,驱离记者;二是压,在冲突升级后,强力镇压;三是扣帽子,将骚乱归咎境外势力的煽动、指挥。而后展示的视频,有利于当局说辞的镜头被拼凑在一起。汉藏与汉维之间的仇恨在镜头前被催化。

政法委这把凶器掌握在正义人士手里时,会减少其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但无法让它不迫害人;当这把凶器掌握在恶人手里时,就会造成政法委无法无天的迫害中国人。

乔石任政法委书记15年,仅仅动用武警镇压一次,周永康一年就要动用武警镇压人民15次。地方政府在拆迁和国企改革过程中,对付不满民众常常动用政法系统,包括公安、武警和法院,乔石对此非常不满。他对身边人士说,这是在走回头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主要精神是党政分家,现在不但党政不分,而且是以党代政甚至以党代法,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成了地方官员看家护院。他说:“邓小平那么大权威,当年要严打刑事犯罪还受到彭真的抵制,现在居然没有人敢坚持原则了。”

乔石在退隐十年之后,今年初发声痛批王立军以及周永康和治下的政法委。他认为在周任政法书记的这五年,中国法治出现倒退。乔石并且向北京建议,把法院从政法委管辖中抽出,以遏制“以党代法”趋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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