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通过政法委迫害全体中国人
政法委是共产党豢养的一头凶残嗜血的怪兽。这些年来，共产党用它来看家，不惜放纵这怪兽去咬人，甚至吃人，而这头凶残嗜血的怪兽也残害和吞噬了太多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是共产党用人民的血肉喂养大了政法委这头怪兽。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军阀混战时期的一句流行语，说一打起仗来他就可以趁火打劫，大捞一笔横财。政法委在迫害中国人中，不但从中国人的劳动所得中获取大量经费，同时在政法委非法迫害中国人的过程中，政法委系统中的成员道德急速下滑，政法委快速的黑社会化。“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就是这一状况的切实写照。
煽动警民对立情绪，民间抗暴潮一浪高一浪，政法委周永康趁机要钱，要权，打着维稳的旗号，随意增员调兵。越暴力地残民压民，局势就越乱，周永康就越成了“镇江山”的重臣。政法委体系于是成了中国最大黑社会，周永康成最大黑领。
作为这些年来扩张最厉害的势力，政法委不仅具备了庞大的势力，而且具有庞大的利益，因此也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意志。可是政法委的利益与意志，却是与中共现任领导人的利益与意志不同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社会越是不稳，他们就越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们手里的权力就越大，油水就越多。所以政法委的根本利益与意志不在于社会稳定，而在于社会不稳定。
政法委滥用民脂民膏“天价维稳”
双目失明的中国律师与维权运动人士，山东临沂人陈光诚依靠自学法律知识，来帮助许多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陈光诚因帮助弱势群体维权而入狱4年3个月，被认为是一桩冤案。一年多前陈光诚就已经刑满获释，然而却没有人身自由，包括他的妻子袁伟静和女儿陈克斯，还有近八十高龄的老母亲，都被软禁在家，通讯信号均被切断。他遭受的迫害直接来自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
在他东师古村家封锁监控他的人员，少则7、80人，最多达几百人，层层看守至少7、8层。当地政府在乡里雇用人员看守陈光诚一天是100元，在组长扣留10元后，受雇者一天可拿到90元。陈光诚说，在当地劳动一天也只有5、60元，而做此事不需要很大的劳动，他们自然愿意做。
据当地政府官员告诉陈光诚，花在他身上的维稳经费从2008年的3000万元，增加到了2011年超过6000万元，还不包括到上层、到北京贿赂官员的钱。据指出，维稳经费由县里一次性就可直接拨给乡里几百万，大部份的钱都被上层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钱，而当地政府究竟为了一个“盲人”花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则是一个外界无人知晓的天文数字了。
为迫害一个盲人可以花六千万，那么政法委要控制中国社会，要花多少钱呢？
中国政府今年大幅上调2012年国内警察、武警等安全预算开支，达到近7017亿元人民币。评论认为，维稳开支连续数年超过国防预算，凸显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及动荡形势正在加剧。
这项被俗称为“维稳费用”的国内安全预算，近日由中国财政部公布。数字显示，与2012年中国用于国防开支的6700亿元相比，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将增至7017亿元人民币，增幅为去年6293亿元的11.5%。
虽然中共数十年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为却使得社会越来越不稳定。随着官员腐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等原因，同时信访等法律规定的申诉渠道作用微小，底层人民不得不频繁作超出法律规定的反抗，部份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这些活动持不支持甚至强硬打压的态度，即“维稳”。
维稳是中国大陆干部政绩的重要考察指标，其指导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官员为了维稳被默许可以用几乎任何手段，包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非法手段。
近几年大陆社会矛盾，包括群体抗暴事件，越来越突出，于是为了维护高压统治，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层的乡镇街道，都出现了所谓“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常常又和“610办”、“防范办”在一起办公，比如在一些基层文件中会看到“维稳办（防范办）”、“维稳办（610办）”的说法，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610办”改名叫“维稳办”了。这里我们详细说一下这几个办公室的关系。
中共邪党的所谓“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所谓“直属工作部门”（其他直属工作部门包括政法委、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下设“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它是“中央综治委”的办事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邪党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下设的办公室“维稳办”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几年的事情。“维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同“中央综治办”一样，“中央维稳办”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维稳办”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员单位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专职机构并不能做到人盯人，用金钱动员全社会才是中共的传统邪恶做法。《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报道，称“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这些所谓的“临时工”，就包括中共发动的群众。文章说，“送奶工、送煤气工、保洁员、物业管理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人，成为公安机关延伸开去的触角。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随时收集每个角落的治安信息。”在一些重要部位，这些眼线的分工十分精细。例如，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所谓“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眼线，进行有效监视控制。这些人有一个称号叫“治安志愿者”，虽然是志愿者，却是要付钱的。文章中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不到一年，宿迁市已有了3.8万名治安志愿者，相当于每142人中就有一名，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就织成了。公安机关通过考核奖励细则，对志愿者进行累计积分管理，每1分换算100元，由财政建立专项基金兑现奖励。志愿者可以获得最低0.01分、最高100分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积分后，以奖金兑现。可见中共邪党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特务统治，维护其独裁政权。
《光明日报》曾有文章“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说的是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份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由于各地维稳压力巨大，维稳支出急剧增长，部份地方为保障维稳经费支出被迫削减其他财政支出，如湖南省津市为此要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压缩20%的开支，甚至从每名统发人员的工资中逐月扣钱。
“深圳当地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表示，中国学术界和民间对于“维稳费”连续几年高于国防预算的现象，都提出了不少批评。其主要原因在于各级政府把“维持稳定”摆在了比解决民生问题更为重要的位置：
“维稳费用当中的公共安全已经超过国防经费。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很不稳定，需要大量的费用用在维稳上。实际上我们看到民生上的开支像社保、医疗、教育这些还不够。如果把维稳费用于民生开支，说不定就用不需要那么高的维稳费用了。维稳费这几年上升得过快。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经济上发展越来越市场化，但我们整个的社会控制政治改革非常的缓慢。政治改革跟民众的利益诉求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位所长认为，中国当前最主要的现实问题是政治体制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政府对公民权利的漠视，更直接激化了社会矛盾，由此社会也陷入一种“越维越不稳”的境地。
庞大的维稳支出挤占了社保，医疗等这些本应大力投入的民生费用，长期来讲不利于社会进步，最终动摇中共政权的稳定。为此中共自己的喉舌人民网也不得不感叹，“天价维稳”不是长久之计。
政法委是如何“维稳”的？
山东临沂不但可以创造一个世界记录，用六千万元迫害一个陈光诚，近几年它还创造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即“世界上唯一的八星级办公大楼”通过吉尼斯认证。该办公大楼共投资382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建筑平方米的建筑成本高达32万元，开创了世界建筑史上的新纪元。
临沂市拥有三区九县，其中沂南县、沂水县，蒙阴县，平邑县，费县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沂蒙山区。这几年在市委市府的领导下，按照世界超一流规划设计新建了行政办公区。新建的市政府大楼落座在新区的正中，该楼建筑面积12万多平方米，共23层（含地下两层），装有电梯18台。该工程还有十大配套建筑，如华夏二十四桥，曼哈顿广场，威尼斯水城，埃菲尔铁塔，绿色金字塔，千里戈壁滩和国际游艇俱乐部等等！大楼的每个角落无一不体现了奢华和辉煌，所有的装修材料全部来自欧洲的顶级奢华品牌，令所有的来宾都为之惊艳不已。
山东临沂一名叫王琳芳的高中女生因转帖一个曝光临沂市“八星级办公大楼”黑幕的帖子，即《临沂“八星级办公大楼”后面的累累白骨》而被警察抓进罗庄公安分局审讯室，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据说王琳芳这位年仅17岁的美少女被扒光了吊在审讯室，全身打得没有一点好皮。身上被烟头烧了三、四十个洞，两只乳头都被烧焦了，其身上隐私部位也惨遭烟头严重烧伤。随后临沂市公安机关说王琳芳上吊自杀，私下匆匆火化。一位17岁的美丽的中学女生在和谐盛世中就这样被残酷地剥夺了生命。
撰写《临沂“八星级办公大楼”后面的累累白骨》张建国也死了，死因也是自杀。有贴子反映：“临沂因拆迁和举报被当地警方打死的多达几十人”，其家属也都被送入精神病院。
面对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案，有关媒体记者采访了临沂市政法委书记李洪海，当记者问到王琳芳为什么被抓并受酷刑惨死时，李洪海大笑着说：王琳芳的父母都是上访专业户，因为拆迁问题屡次非法去省里和北京上访被抓回，标准的疯子！别看王琳芳长得漂亮，其实受她父母的遗传和多次非法上访的影响，早就精神不正常了，所以才会伙同她的几个同学发帖恶毒攻击市委和政府。对这样的疯子不抓她抓谁？”
当记者再问王琳芳和张建国之死时，李洪海再次放声大笑着说：“这不才两家疯子吗？不多！”当问到王琳芳是如何死的，李洪海掩饰不住心底的快感，说：她是偷我们警察的烟抽，然后用烟头烧自己的。在这方面，我们的警察确实有一定的责任，就不应该让疯子拿到烟。现在她已经死了，自己上吊自杀的。记者问尸体经过法医检验了吗，李书记回答说：“疯子上吊自杀还检验什么？”
公检法三家本来受各级党委领导，由政法委协调。当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长后，“被监督者是监督者的领导”，法院、检察院对公安无法监督，因为政法委书记是他们的上司。因此，政法委书记和公安枉法腐败滥权的事情日增，法院和检察院就很难去管，更不用说立案了。原本就因党管司法而导致权大于法的体制，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公安成了政府官员的私家护院，法院检察院也只能跟着黑下去。所以，民众以及律师普遍感到法律坏死，维权难上加难。
在人们的想象中，主管政法工作的“政法委书记”应是最懂法的，但真实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政法委书记主管一个地方的政法工作，在一些地方，政法委书记在当地政法工作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甚至一言九鼎，于是有的政法委书记便利用职权向司法机关施压，直接插手、干预司法机关办案，侵犯《宪法》赋予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权。1998年，沈阳市民孙刚因举报于洪区小芳士村村支书违法违纪问题而被判处两年徒刑，在这一冤案中，错误的判决竟在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由于洪区“三长会”（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决定了，而这违法决定就是在该区一位原政法委领导“主持”下作出的（据1月24日《中国青年报》）。李长河为打击报复吕净一，也向司法机关施压，操纵司法机关判处吕净一一年徒刑。可能正是拥有这种随意操纵司法部门的权力，有些品性不良而身居政法委书记之位者便认为在司法领域内没有他们摆不平的，所以即便是雇凶杀人了，凭他们不受制约的权力也能将案子搞掂，使直接杀人者及自己能最终逃避法律制裁。
政法委书记胆敢雇凶杀人，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干扰破案有关。如原安徽省芜湖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将其情妇杀害后，就利用破案工作指挥者的职务便利，拼命将破案人员的视线往偏离能够破案的方向上拽。但最主要的，更是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使他们敢于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张汉文，男，甘肃成县政法委副书记，2011年10月29日被人发现藏在一名12岁小姑娘房间的床下，10月30日小姑娘家人向警方报警称遭到猥亵。11月1日，张汉文已被县委停职，警方也对其依法拘留。
2011年10月7日，永靖县人民检察院对孔得红、马国庆提起公诉，指控孔得红犯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强奸、非法持有枪支罪，指控马国庆犯非法持有枪支罪。据办案民警透露，仅公安机关调查到的涉嫌被孔得红强奸的女生就达1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份是在校女生，且受害时大多未满18周岁。（《中国青年报》11月9日）
“孔得红强奸的女生就达10人左右，其中绝大部份是在校女生，且受害时大多未满18周岁”，仅此一点，此案就足以震惊世人。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中共永靖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曾祥林对记者所说的一段话，“我真的想不通这一点，这些青少年是非观念、法制观念（怎么）这么淡薄。”
曾祥林想不通，许多公众恐怕更想不通，作为一个成年人更作为一个长辈，曾先生不但没有丝毫的同情，反正责怪起这些幼小的受害者来？而作为当地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不对自己管辖区域内发生如此恶劣的大案要案而感到羞耻，竟把责任归咎到“这些青少年是非观念、法制观念怎么这么淡薄”上来，这是何其的可笑与荒唐？
政法委书记们道德和法制观念极其淡薄，但是在作为中共的打手和工具上，却有独特的敏锐性。为专门镇压法轮功，江泽民先后成立“610办公室”和维稳办公室，都归属政法委。“610”名义上属政法委，可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权力如中央文革小组；610通过政法委控制中国的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装警察系统，有权随时调动中国外交内政各部门一切资源。政法委因之权力急剧扩张，触及全国各级各部门。政法委平添了“610”和维稳两大办公职能，政法委书记的职权空前扩大。
罗干进入政治局后，江又给了“政法委书记”可调动武警的权力。武警主要是对内镇压维稳用的，如果调动武警要很高级的官员来批示的话，那可能就来不及了，所以为了完成各地维稳的要求，中央就必须把调动武警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免小的骚乱演变成迅速蔓延的地区性、甚至全国性的骚乱。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的地方武装力量，因为这些武警是能够被地方官员调动的，因此它就变成了一个地方武装力量了。另外，特警的设立，也使得中共地方当局有了一支随时可以动用的精锐部队，因为中共在2005年就在36个重点城市都建立了公安特警。这些公安特警实际上它的编制是公务员编制，但是它实际的训练和武装都是属于军队的，而且是属于军队里面的比较精锐部队的装备，这里还不包括武警的特警。中国特警有两种，一种是公安特警，一种是武警特警。
各级公安机关局长、厅长、部长兼武警部队各级第一政委。如现任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重庆市公安局长兼任武警支队第一政委。王立军在打黑中频频出动武警，各地执法中除使用特警和公安外，也大量使用武警镇压民众，也是这种体制给予的便利。
近些年来，中国大规模群体抗暴事件愈演愈烈，一般性抗议事件更是无可计数。据官方统计，仅在力保奥运的2008年，群体抗暴事件（中共称骚乱）仍达到了12万起。10年来，越维稳越乱，公安、司法全面沦为官匪的保护伞，特警武警、枪枝、装甲车都拿来直对普通怨民。这正是政法委肥吃维稳，自造“乱”政的结果。周永康入常后，权更大，局更“乱”。
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却因公安枉法不公，政府以警压民，封锁真实消息，最终导致警民冲突，成千上万群众聚集，愤怒烧砸警车等动乱。这类事件在贵州瓮安、湖北石首、永州，陕西府谷、浙江、广东等全国各地相继发生。都是因公安执法不公不明，庇黑纵恶，官府动则出警镇民，甚至抢夺尸体，封杀证人，激起了大规模民众抗暴。官方定性一律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黑恶势力（或不法分子）煽动利用”。然后抓几个所谓的组织带头者判罪。
长期以来“武警抢尸”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奇特的现象。湖北省石首市在六月十九日发生严重的民众抗议事件。起因在于武警部队抢夺一具死因成谜的尸体，以避免死者家属请民间法医进行相关检验，取得他杀的关键证据。死者是一名厨师，由酒店上堕落，家属认为官方以自杀结案疑点重重，展开私下调查，但是当地官方获得消息后，派出武警抢夺尸体，引发石首民众万人抗暴。中共则动用了大约3万多名武警驱散民众并抢夺尸体。
类似群体抗暴事件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则被转移成民族冲突，定性为境外敌对势力搞事。最典型的是2009年的新疆7.5事件。知情者披露，周永康故意把小事闹大，背后向胡锦涛捅刀子，涉及18大权斗。
新疆事件缘起广东韶关，因汉人听说汉族女子被疆人强奸而殴打维族人，致死两人，致伤多人。当地政府部门有意纵容种族斗殴，不作为。维族群众到乌鲁木齐市政府和平游行，被置之不理，不满情绪被激化成烧打砸的动乱，汉维民众互相残杀。周永康早就得知维人要聚集游行的消息，却不向胡锦涛说明，也不事先安抚民心疏导不满，而是提前部署好武警，待事态发展成伤亡惨重的骚乱，出动武警“维和”，致一天内死亡人数140，伤800多。
此前的所谓西藏暴乱，与新疆事件性质相同，由生存维权被上升到政治事件。有目击者称有武警假扮藏人打烧，制造镇压借口。真相至今迷雾重重。从拉萨到乌鲁木齐，镇压“平乱”手法如出一辙：一是捂，封锁消息，驱离记者；二是压，在冲突升级后，强力镇压；三是扣帽子，将骚乱归咎境外势力的煽动、指挥。而后展示的视频，有利于当局说辞的镜头被拼凑在一起。汉藏与汉维之间的仇恨在镜头前被催化。
政法委这把凶器掌握在正义人士手里时，会减少其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但无法让它不迫害人；当这把凶器掌握在恶人手里时，就会造成政法委无法无天的迫害中国人。
乔石任政法委书记15年，仅仅动用武警镇压一次，周永康一年就要动用武警镇压人民15次。地方政府在拆迁和国企改革过程中，对付不满民众常常动用政法系统，包括公安、武警和法院，乔石对此非常不满。他对身边人士说，这是在走回头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主要精神是党政分家，现在不但党政不分，而且是以党代政甚至以党代法，公安、检察院和法院成了地方官员看家护院。他说：“邓小平那么大权威，当年要严打刑事犯罪还受到彭真的抵制，现在居然没有人敢坚持原则了。”
乔石在退隐十年之后，今年初发声痛批王立军以及周永康和治下的政法委。他认为在周任政法书记的这五年，中国法治出现倒退。乔石并且向北京建议，把法院从政法委管辖中抽出，以遏制“以党代法”趋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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